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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过程参与和见证新中国刑法立法
二、著书立说弘扬刑法理念，传播刑法知识
三、传道授业培育英才，传授刑法学理论
四、潜心刑法理论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
五、开拓区际刑法和国际刑法研究领域
六、关注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七、热心公益，建立基金造福后人
八、享誉中外众望所归，树立中国刑法新形象
附：我的学生生涯
【编辑推荐】
《我与刑法七十年》 揭示的许多刑事立法背景、重大法律的出台经过、学术争议的焦点、研究成果的产生、学术同仁的友谊、师生的情感、国际学术交流的由来、学术组织的沿革发展等情况大多鲜为人知，是研习和了解我国刑法不可多得的资料。
【内容简介】
《我与刑法七十年》 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高铭暄先生与刑法结缘七十周年的访谈录，全景展示了高铭暄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为新中国刑法学事业和刑事法治建设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多彩学术生涯。学术泰斗的人格魅力和一代宗师的学术风范，从中可见一斑。其中揭示的许多刑事立法背景，重大法律的出台经过、学术争议的焦点、研究成果的产生、学术同仁的友谊、师生的情感、国际学术交流的由来、学术组织的沿革发展等情况大多鲜为人知，是研习和了解我国刑法不可多得的资料。附录的“我的学生生涯”记录了高铭暄先生从一个东海旁的小渔村，走进全国最高学府，走向最高法律殿堂的奋斗经历，情感真切，生动有趣。
【作者简介】
高铭暄，1928年5月24日生，浙江省玉环市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为新中国刑法学事业和刑事法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傅跃建，1958年生，浙江省金华市人。浙江省金华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教授，编审，高级警长。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犯罪学学会副秘书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浙籍法学家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首届十大杰出法学青年。
【媒体报道】
1928年5月，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一个三面环山，南临东海的小渔村鲜叠村。
尽管是“没读过书”的普通渔民，敬重读书人的祖父还是将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学堂。祖父的这个决定，似乎注定了高铭暄和“法”的缘分。
父亲高鸣鹤学成后，成了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的一名法官，而高铭暄的叔叔也在其后辗转到浙江宁海法院当了书记官，高家成了镇上有名的殷户。
而直到小学二年级期末，高铭暄才第一次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因为“语文只得了30分”，他必须降级重读。
感到“丢人”的高铭暄开始认真，自此，他成了学校成绩布告栏上“第一名”的常客。1944年，他以鲜叠小学第一的成绩考入出了名严格的温州瓯海公学，也是鲜叠小学那届毕业生中的唯一一个。
彼时，上大学不仅门槛很高，学费对一般家庭来说也是笔不小的负担，但从上海定期送到高铭暄手上的家书，使他下定了“一定要拿到大学文凭”的决心。“父亲一再承诺，只要我能考上大学，无论如何也会供养我大学毕业”，信的末尾总是高父“认真读书”的叮嘱。
因为日军对温州的侵占而休学半年，1947年8月，念了三年半高中的高铭暄顺利从温州中学毕业，并同时被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录取。
“父亲当时做法官，也是搞刑事的，这个也影响了我。”早已决定“读法律”的高铭暄，考虑到此时父亲已转调杭州法院工作，就近选择了浙江大学，并如愿以偿进入法学院学习。
尽管在浙江大学的时间仅有两年，但正是在这里，高铭暄遇到了直接促使他走上“刑法之路”的恩师李浩培。
入学的第一个学期，高铭暄的刑法总则授课老师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李浩培。“他的课引起了我对刑法的极大兴趣，让我感到刑法这门课最有意思”，李先生略重的昆山口音，仍挡不住高铭暄沉溺在漂亮的板书和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中。
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高铭暄注定与刑法学结缘，李浩培的唯一一次刑法教学就定格在了那个学期。
“以前没教过刑法，之后也没有再教刑法”，以“搞国际法”著称的李浩培当时之所以亲自上阵，仅仅因为一个“无奈”的理由，“刑法教授还没有聘到”。
两年后，时局变化，因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浙江大学的法学院成了唯一被撤销的学院。
“旧的法律不学了，新的法律、政策也可以学。”眼看就要进入大三，既不想直接工作，也不想转系的高铭暄，也正是在恩师李浩培的介绍下，通过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费青转入了北京大学。
尽管过去了近60年，这张落款于1949年9月16日的“国立浙江大学学生旅行证明书”，依旧被高铭暄保存得完好无损。当时必须持通行证才能上路，高铭暄正是拿着这张油印纸和浙江大学开具的证明材料等，通向了此后他实现一生理想的舞台——北京。
（来源：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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