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上海清除旧社会污垢

　　本文作者　刘统　　《同舟共进》　编辑出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共产党对这个昔日的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进行了一系列清除旧社会污垢、改造遗留丑恶现象的斗争。

　　收容改造扒手游民

　　上海解放初期，社会上游荡着几万游民。所谓游民，是那些无业的流氓、扒手、小偷、惯窃、推桥头、拾荒等。产生这些游民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工厂关闭失业，被迫乞讨为生；　有的因战祸天灾，农村经济破产，不得已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沿门乞食；　儿童或因父母双亡，或因家破流散，浪迹街头以偷窃为生；　也有些纨绔子弟，挥霍成性，家产荡尽，沦为流氓。再加上上海社会的封建帮会势力，广收门徒，各立门户。游民为求生活保障，投奔门下，为非作恶。上海解放以后，要解决游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上海民政局干部经过一番详细调查，初步查清了游民活动的情况和黑社会组织：

　　上海的流氓，和北方地区俗称的“二流子”以及一般城市的乞丐小偷，情形不完全相同，上海的流氓在下层社会中是有组织的，是和封建帮会分不开的。流氓在帮会中独占着一个地段，扒手、乞丐、推桥头、拾荒四种人归其统制，俨若封建领主。

　　扒手的活动中心在水陆码头、热闹市区以及娱乐场所。每一个单位区域中有一个首领，他从出生入死的斗争中获得了这个“地位”，所有该区的扒手都是他的弟子。陌生的扒手侵入领域时倘被发觉，必遭拳打脚踢，打得死去活来。

　　乞丐有丐头，叫化子都称他为“爷叔”，行乞也有一定的区域，不能任意侵越。有时为了争夺一个地区，可以引起激烈的打斗。纵有死伤，也不诉诸法律。一个丐头通常统率二三十名乞丐，分工合作，解决生活上各项需要。有些乞丐专跑小菜场，“顺手牵羊”偷些小菜。有些把饭馆伙计挑的剩饭残羹挑回去，相传下来，剩饭已成为乞丐的专利品了。

　　游民在上海分布广泛。扒手、小偷、职业乞丐共3500人，小偷、扒手每组少至三四人，多至七八人，分区活动。有一部分人以小买卖的职业掩护，有身份证和职业证，衣服也比较漂亮。他们隐蔽的地区大部是小旅社、小茶馆。他们没有真姓名，叫老虎、小宁波、小山东之类的代名词。根据小偷、扒手的反映：解放后这些大头子多数都隐蔽了，有的不敢问事，有的离开了码头。下面的小偷扒手被公安局或法院逮捕时，他们没有办法营救，因此小偷、扒手也不信任他们的头子了。所以组织涣散，没有从前那样的有规矩了，到处可以偷可以扒。乞丐的头子仍然存在，他们认为他们不犯法，因此还有半公开的活动。

　　民政局和公安局把游民的情况和活动规模基本掌握后，经过周密安排，1949年12月12日深夜，公安局会同警备部队、各区接管委员会及群众团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行动，收容了不务正业、危害治安、破坏秩序的游民约5000余人。

　　1950年11月16日，市民政局、公安局组织了全市第二次游民大收容。各区政府和公安分局积极行动，至17日深夜，全市收容游民3000余人，遣送灾民600余人回乡。

　　改造游民的根本出路，是让他们逐步成为劳动者。1950年开始，政府在游民教养所组织生产。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以后，为了疏散人口，市民政局开始组织教养所的游民与监犯，从上海到苏北垦区开荒垦殖，易地教养，边劳动边接受改造。1950年秋，第一劳教所试行“不要报酬白做工”的义务劳动制，让游民替附近居民疏通淤塞多年的河道，群众反映良好。又先后组织游民修建漕宝路的桥梁、中山西路的路面及路旁明沟。1951年6月，第一劳教所在工务局的协助下，开始承包修建公路和挖土工程。8月间，第一个劳动工程队成立，参加了曹村新村工人住宅区的建筑工程，承担筑路、填埋、搬运、埋管等工作，工程队由400人扩大到1100人。随着上海建筑工程的需要，劳教所组织游民成立了3个工程队，以后转化为正式的建筑工程队伍。

　　游民，这个旧上海无法根除的毒瘤，被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强大的组织手段彻底拔掉，给上海人民带来了安宁。

　　管制舞厅，改造舞女

　　旧上海的色情业非常兴盛。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到处是灯红酒绿的妓院、舞厅。解放后，共产党对妓院和舞厅采取了软处理，并未立即宣布封杀。

　　上海解放后，舞厅业属于公安局特种经营科管理。他们采取了限制经营、逐步收缩的方式，让舞厅业逐步消亡。首先，舞女和从业人员必须在公安局登记，获得许可证后才能上班。对舞厅的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严格规定，不许从事色情或其他不法行为。1949年7月8日，公安总局特营科邀本市各舞厅负责人谈话，宣布舞厅暂行管理办法四点：1、舞厅除星期日、例假日自下午2时开始营业外，其他营业时间为每日下午5时起至晚11时止。2、伴舞舞女，解放后各舞厅曾向特营科登记者为限，并将在舞女衣上缀用显明标志以便管理。凡未登记者，暂不准伴舞。3、改舞女大班的制度，正式由舞场列用为舞场管理员，领导舞女，帮助教育舞女，使舞女走上生产教育前途。4、酒吧间、音乐厅不得经营舞厅。

　　当日夜间，米高美舞厅总管理员吴福根在舞厅打烊后误传：“明日没有派司（证件）的舞女不要上舞场”，造成少数舞女的恐慌。当时有少数不良分子乘机造谣煽动，舞女洪小萍不知受人利用，当场通知其他舞女于第二天上午在大东舞厅开会，准备请愿，煽动者乘机鼓动她们先向总工会、公安局请愿，甚至要她们冲在前面。

　　9日上午，大东舞厅的舞女仅有60余人到场，大半是米高美与维也纳舞厅的。因为传错话的只有米高美一家，洪小萍上台讲述开会目的时，当即为大东舞厅舞女张某站起来反驳，说洪小萍完全误解8日的通知。大华舞厅的负责人亦向到场的舞女解释误传的地方，并劝大家不要为人利用。这时候妇联、公安局、舞厅业的负责人都赶到了，受煽动的舞女亦都散场了。公安局为查明造谣生事，于当日下午传讯舞女洪小萍、米高美舞场总管理员吴福根到局侦讯。两人均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公安局念他们坦白认错，同时他们亦自愿写悔过书来表白心迹。一场煽动起来的闹事，就这样被化解了。

　　公安局为了避免1948年舞女风潮的重演，对舞厅加强管理。7月12日，公安局行政处抽查大东、米高美等舞厅，发现大东有舞女3名、米高美有舞女2名都是该舞厅缴给公安局的花名册上所没有的，显然是违犯了规定，因此在大东舞厅召集了各舞厅负责人、舞女和职工。大东舞厅经理刘协勋、米高美舞厅经理孙洪元当众认错。公安局人员在会上反复说明临时决定四项的精神：1、规定经营时间自17时至23时半，是因为一般营业都在23时左右打烊，舞厅很迟打烊对治安是有影响的。2、规定名册，做显明标志，并不是取缔，是避免乱七八糟的坏蛋插进来，便于管理。3、取缔大班制度，并不是取缔大班个人，而是取缔那种从中剥削的坏制度。4、酒吧间音乐厅不能变为变相的舞厅。

　　经过这些限制，舞厅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经营。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社会风气变化一新。大家都在用新思想改造旧社会，提倡勤俭和艰苦奋斗。舞厅越来越少有人光顾，经营日益艰难。舞女生意清淡，不得不另寻出路。没过多久，上海舞厅就自然消亡了。

　　逐步限制和消灭妓院

　　解放后，北京率先采取行政命令关闭妓院。1949年12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妓院决议后，在12小时内封闭妓院，完成了封闭妓院224家，集中老板和领班共424名，收容妓女1288名，妓女均集中于妇女生产教养院，老板与领班均由公安总局集中审查。

　　上海解放后，政府对娼妓问题比较慎重。刚解放时，接管任务重，干部缺乏，许多问题比娼妓更急需解决，所以不能指望用行政手段和军警去处理妓女。还是缓一些，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治安行政管理，为全面禁娼创造条件。

　　首先，通过严格管理和限制，促使一批妓院自行停业。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妓院进行登记，审核发证后才能营业。规定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机关备查。7月28日，市公安局又制定《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对妓院和妓女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这样，妓院基本上没法做了。公安机关经常派干警去妓院检查遵守规定情况。各妓院不敢接客，狎客也惧怕留下姓名、地址后公安机关通知其工作单位，引出麻烦。随着狎客减少，营业清淡，一批妓院自行停业。到1949年10月，妓院由解放初的525家减少至264家，妓女从2227人减少至1243人。到了1951年，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了虐待妓女的一批妓院恶霸，又关闭一批妓院。同年11月，全市剩下72家妓院，妓女181人。

　　下一步是收容改造私娼。上海解放初期，未经登记领证而从事卖淫的私娼（野鸡）超过公娼数倍。每到夜晚，她们便游荡在闹市马路上沿街拉客。一次，陈毅市长在延安东路共舞台看戏，警卫战士穿着便服在市长坐的汽车附近警戒，突然一个小姑娘上前拉他的衣袖，向他伸出二个指头，轻声说：“困一夜，两块钱，阿要？”警卫战士大声斥责：“你干什么？！”把姑娘吓得往弄堂里跑去。陈毅知道了，对警卫战士说：“今天她吓跑了，明天她照样又到街上拉客，可悲啊！”

　　私娼人数众多，单派干警上街捕捉，也难奏效。针对上述情况，公安机关重点打击幕后操纵、胁迫私娼卖淫的私娼主和台基主（提供卖淫场所的人），而对私娼主要是采取驱赶和警告的办法。1949年11月，民政局在泰兴路601号设立了妇女生产教养所，公安机关会同民政局收容了一批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私娼。至1951年11月中旬，收容送往教养所的私娼400余名，这对减少沿街拉客私娼起了一定作用。1950年9月，市公安局制定了打击私娼主、台基主的《目前处理私娼办法》，经市政府批准，对查获的私娼主、台基主、私娼和狎客，分别情况，采取教育、具结悔过、罚款、拘留、收容教养等处分。至1950年底，全市共查处私娼主、台基主627人，处理私娼和狎客7667人，私娼人数明显减少。

　　对已停业和希望转业的妓女，必须解决她们的生活出路。政府通过组织她们参加学习，接受生产技能训练，引导她们走上新路。1949年7月，百乐门、维也纳舞厅的40多名舞女最先要求参加学习。紧接着，陶公馆、美星等妓院的妓女也一起参加学习。市民主妇联派来教员，通过学习使这些妓女逐渐认识了自身的价值和造成自身堕落的社会原因。1951年6月，老闸区夜都会妓院的12个姐妹组织了一个劳动小组，凑钱买来了织袜机，学织袜技术，为自己的前途打好基础。大部分妓女都不识字，毫无生产技能，也无乡可归、无亲依靠。她们只有通过读书和学习生产技能，真正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