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引发的中外“卫生”冲突

　　作者：孙建伟《上海滩》编辑出版

　　“慎终追远，明德归厚。”这是传统孝道文化的核心要义，国人观念中，身后事之重大不亚于诞生。因此，后人祭奠之丰，丧仪之重，蔚为大观。

　　然至近代，这一丧葬文化传统不仅常被嘲为“迷信”，甚至被看作“有碍卫生”的陋习。“卫生”这个随近代城市同时出现的舶来品，成了开埠后的上海一系列中西冲突之触发点。四明公所血案即为一例。

　　中国人敬祖仪式

　　与“法国佬”何干？

　　四明公所建于比上海开埠早了将近半个世纪的1797年。“四明”乃宁波之别称。历史上会稽山曾属宁波管辖，其主峰四穴昭明通透，形同窗户，故曰“四明”。四明公所是最早来上海打拼的宁波人建同乡会所在地，还兼具在沪亡故宁波人的停棺之所。尸体先于此处存放，然后择机运回宁波老家安葬。

　　上海租界开辟后的1849年，四明公所被整体圈入法租界，法国人便在这块土地上趾高气扬地行使起了“主人”的权力。

　　1861年12月，法国人始借扩界之机向四明公所提出收购要求，表示要在该地块修筑三条马路。公董局的理由是，公所内停放的大量棺枢和大片坟冢，包括臭名昭著的孩尸坑，既有碍市容，又易导致瘟疫流行，应予取缔。宁波同乡会岂能同意，硬梆梆顶回去：停尸落棺，入土为安，乃是中国人敬奉祖先、拜谒神灵的必定仪式，与你法国佬何干？

　　鼠疫流行

　　迁怒于四明公所

　　此事交涉持续到1873年底，积怨日久。法国人再次提出，要修建两条马路，路线仍须穿过四明公所所属坟地。这次强调，不能无视欧洲人讲究卫生的习惯。

　　说到卫生习惯，其实中世纪欧洲与中国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不知洗澡为何物。据称16世纪，法国人认为水对人体有害，会通过皮肤渗透进身体内脏，而热水能使毛孔张开导致污浊空气和瘟疫乘虚而入，从而一命呜呼。更有史家说，法王路易八世的腿七岁之前从未清洗过，路易十四的御医曾决定以洗澡为治疗手段，但刚浸到水里的皇帝陛下就大喊头痛欲裂，于是作罢。

　　当然，已受科学洗礼的法国人此时祭出卫生大旗绝非装腔作势，相比而言，先前的“防止瘟疫流行”更具现实意义。

　　作为体量巨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人流混杂，移民众多，加上气候温暖潮湿，各种流行病在此地易觅温床。霍乱则是爆发最频繁、涉及面最大、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

　　对外国人来说，1862年法租界鼠疫流行和1863年爆发的霍乱是一场噩梦。上海连续两年的夏天夺去了不少西方人的生命，其中就有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小女儿及江海关英籍税务司德都德。

　　欧洲人将19世纪上半叶表述为“霍乱的年代”，来自他们充满恐惧的记忆。在英国人眼里，上海的湿润气候和穿越而过的黄浦江像极了伦敦泰晤士河，使他们尤感亲切，但肆虐的霍乱又让他们联想到这里糟糕的生活习俗。而与坟地棺柩为邻，更使法国人心生敌意。

　　但对中国人而言，动祖坟是一件极为严肃之事，谁要是刨别人的祖坟，就会结下血海深仇。

　　宁波同乡会坚守坟地不动摇。因为马路一旦修成，车辆震动会使“祖宗幽魂亦多未安”。“让来来往往的车马在死者亡灵上驶过，亡灵将不得安息，而挖迁棺柩，会动扰祖宗的遗骸。这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这封在1874年1月由十一位同乡会董事联合署名写给法租界公董局的信，在陈述了坟地不可移动的理由后，建议法方绕过坟地，稍微改变筑路路线。同时以宁波人的商业理念，允诺改道所需费用由他们来承担。最后强硬申明，宁波人决不允许这块属于公所的土地用于开发。

　　没有必要讨论“地下幽魂”之类是否属于迷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衹和禁忌。且从商业角度分析，该方案应算合理，申张自身诉求，也为对方留了退路，并作出补偿承诺。但法国人铁了心要除掉这片令他们厌恶的坟地，以及隐伏于这种习惯背后的致命疾病。交涉再陷僵局。

　　宁波人以血肉之躯

　　捍卫祖宗尊严

　　不夸张地讲，上海人（由本地居民及浙江、广东两地人士为主要移民构成）接受外来文化的眼光远远超越内陆其他地区。面对租界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上海人只是稍稍惊讶之后就以欣喜之情敞开胸怀接受了。上海从来不缺度量。而“穿越坟地筑路”则触怒了国人的神经，这根神经牵扯着一个民族对身后之事的极度关注。对祖宗不孝，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即使是陋习，也要坚定不移地维持下去。

　　4月下旬，一千多名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集会，讨论向法国领事请愿。董事会决定派出六人与法国领事谈判。

　　5月3日，一名被认为是为法国人服务的广东妓女经过公所，正好成为拥挤在这里的宁波人的攻击对象。妓女喊冤，巡捕闻风而至。一场看似偶然的攻击演变成引爆冲突的导火线，渊源仍来自宁波人与公董局的敌对。

　　越来越多的宁波人向后续赶来的法国巡捕投掷石块，法国巡捕开枪，致宁波人死伤各一。宁波人群情激愤，以焚烧法国人住宅予以报复，沿线行走的法国人也难逃被袭。公董局出动军队，子弹射向密密匝匝的宁波人。此时，浙江籍上海道沈秉成在法国总领事葛笃的一再要求下，派出150名士兵协助镇压“暴民”。在豁亮的刺刀威逼下，宁波人终于退却。初夏5月的上海，夜幕下的法租界，路灯已被捣毁，代之以熊熊烈火，直到午夜。

　　7名宁波人被打死，20多名重伤。葛笃权衡利弊，宣布法租界改变筑路计划。四明公所建筑和墓穴得以保存，宁波人以血肉之躯捍卫了祖宗的尊严。法国人深感沮丧。

　　以牙还牙拆

　　法国巡捕房围墙

　　此后20多年间，摩擦不断，但总体太平。法租界又经一轮发展，城建规模增量，四明公所那片坟地更是怵心怵肺，令人侧目。

　　彼时上海流行病传播加剧。1890年夏，霍乱大幅拉升中国人死亡比例，外国人也未能幸免。外国人将传染病流行源头归结于中国丧葬文化，四明公所再次被作为“典型样本”拎出来示众。

　　《北华捷报》　记者写道：“7、8月间……居住在英美法租界的中国人死亡人数达5000人左右，死亡最多的是宁波人。西门外的宁波会馆（即四明公所）放满了棺柩，一层一层堆上去……二三千副制作粗糙、木榫松散、板壁又薄的棺柩，每副收殓一具爬满病菌、日益腐烂的尸体……大量的有毒气体从这数千副棺材中日夜不停地向外逸出，散向租界……”

　　不过现代医学证明，霍乱多经污染水源和食物传播，记者对“有毒气体”在空气中飘逸的联想更多出于对宁波人尸体存放习惯的厌恶。而另一位法国医生对棺材检查后的结论与这种联想截然相反：密封良好，棺内缝隙填满石灰，不会给大众健康造成威胁。

　　但这并不妨碍公董局以“卫生”的名义宣布在会馆停放尸体将直接导致流行病。例证就是正在爆发的霍乱。

　　1897年11月，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会审公廨宣布，禁止在租界内存放棺柩。随后公董局在该条款上予以追加。对法国人来说，卧榻之侧的四明公所犹如都市坟场，一日不除难解其恨。

　　1898年初，时任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宣布执行禁止条例。同时继续要求租界边界扩展至八仙桥、浦东、宝山各一部分，被上海道蔡均断然拒绝。5月底，白藻泰交给宁波董事会一份关于四明公所坟地和棺柩存放地的征用计划。这份计划包括建造一所中国医院、一所学校和一个屠宰场，当然还有搁置了24年的马路。

　　宁波人已将2500副棺材运回宁波，但拒绝承认法方有权命令他们这么做。

　　7月15日，白藻泰将一份照会（实为最后通牒）送交蔡均，告知“明晨即拆义冢（指四明公所）围墙”。

　　7月16日，白藻泰亲自指挥，80名法国水手从炮舰登陆，监督捣毁坟地三面围墙，瞬间尘土飞扬。巡捕房派出巡捕荷枪实弹把守各路口。宁波人激愤而悲怆，当晚涌向法国巡捕房，以牙还牙拆他们的围墙。法方再次开枪。翌日上午，以宁波人为主的上海市民聚集巡捕房抗议。白藻泰下令法军以高压水枪和实弹对付手无寸铁的抗议人群，20余名中国人丧命，40余人重伤。宁波人全体罢市罢工，号召抵制法货，并终止对法国人的一切服务。

　　四天后，江苏布政使和上海道台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与白藻泰谈判。六个月后，谈判协议出炉：法租界面积扩大两倍；　保存四明公所的土地所有权，但法方可在其地面上修筑道路；　四明公所不可再掩埋新尸并停放棺柩。

　　围绕四明公所的血腥冲突，看似法租界当局企图以强力改变宁波人生活传统和丧葬习俗的暴力行动，本质上是中外卫生文化在这个聚焦点上的剧烈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