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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我们曾用手中的笔记录了许许多多鲜活的普通人，为读者奉上一个个值得感怀和思考的瞬间。今天，我们挑选了其中的几位，再次走近他们，分享那些文章背后的精彩，倾听他们的跨年感悟，与他们一道叩开2019年的大门。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聚焦政法一线的佼佼者，聆听他们的心声，写好他们的文章，继续讲好改革开放小故事，期待在时间的长廊里获得您一如既往的关注。
12月14日A2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之《源起“精英”从“通识”到“通才”——法学教育四十年是教育方式改变的四十年》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何勤华：
一生都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
一眼望去，一摞摞的书籍、文稿堆满了整个办公室，这是记者走进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何勤华办公室的第一印象。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一叠叠的书，也像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何勤华教授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我的一生，都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他告诉记者，自己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在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我所在的上海郊区农村，物质极其匮乏，各种生活用品都是凭票才能买到。”改革开放以后，何勤华认为，百姓生活变好了，主要的是，许多人可以读大学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了。
经过1977年的高考，何勤华考上北京大学的法律系专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那时我的第一、第二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和华师大的中文系。但当年北大法律系恢复招生后，在上海提前录取考生时，就把我的材料给拿走了。”从此，何勤华与法律、法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将之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考上大学后，我们那一批大学生便拼命地读书。”说起自己在北大学习的那段岁月里，何勤华坦言，那时候自己最大的体会便是，中国的法治根基太弱了，需要一代一代人，连续不断地传承。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何勤华一毕业之后，便定下当一名法科大学教师、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决心和志向。一路走来，何勤华教授便再也没有离开过校园，离开过学生，一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里，教书育人。
当初为何没有想过下海经商或者从政呢？何勤华说，虽然自己没有从事那些行业，但他的学生已遍布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他们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理念以及法治的智慧，从事着不同类型的工作，将国家的法治建设推向前。而这，也是何勤华作为一名法科大学教师，最大的欣慰与满足。
回顾自己40年的成长历程，何勤华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走向强大的唯一选择。任何与此背离的思想、路线、政策、举措，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也是危害我们国家与人民的。 见习记者 张叶荷
2018年11月14日A3版，牢记重托再出发之《12年“零反悔”背后的“绣花功夫”——看全国首家医调委如何筑起社会纠纷第一道防线》
普陀区医调委董宪民：
昔日反腐战士 今日医调达人
今年经手的案件全部调解成功，完成近100份调解协议书的审核，普陀区医调委的调解达人董宪民如过去的四年那样，又交出一份优异的年终答卷，保持了这个全国首家医调委12年“零反悔”的记录。
谁能想到如今和蔼可亲，整日笑呵呵的老董曾经是一名铁面无私的纪委副书记。
1953年出生的他，渡过江、下过乡，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在担任区纪委副书记的5年间，他与同事一起协查正局级干部1人、副局级干部2人；查办处级干部10余人。他是纪检圈子中有名的反腐战士，他让贪腐人员闻风丧胆。
2013年老董退休了，秉持着“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理念，他加入到当时医患矛盾较为激化、医闹现象时有发生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至今为止全市行政级别最高的人民调解员之一。
非法律、医学专业出生的董宪民从事调解工作后，彻底转换角色，虚心学习求教，处处做有心人。他告诉记者，当纪检干部时，尽管面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但对方对自己往往带着敬畏。而当上了调解员，就要摆正位置，放低姿态。
尽管从纪检干部转型到人民调解员，工作地点变了，对象变了，但老董的责任心还是保持不变。他把纪检干部特有的细致和严谨用在了调解工作中。五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区内各家医院。他告诉记者，做纪检干部时，他将高度责任心用在贪腐案件的处理中。而成为调解员后，他的责任心不减反增。“我要对医患双方负责，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曾经的纪委副书记老董还有着职业习惯，坚持着“说话要有依据、办事要有根据”的理念。于是，进医调委之初，他就起草了《关于处置医患纠纷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关于对普陀区医患纠纷专职人民调解员进行工作考评的办法》等文件，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格式文书，编纂了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操作手册、评估手册等，系统规范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程序。至此，普陀区医调委继全国第一家成立后，在规范程序、提升办案质量上又走在前列。
如今的调解员董宪民依然保持着纪检干部的本色，敢说真话、勇于担当。而在调解纠纷时，他客观公正地分析研判，释疑解惑，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医患双方时经常真情流露，婉拒各种物质酬谢；不惧危险，在协助警方调查中，实事求是为当事人作证，避免因误导出现冤假错案。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之路如何走得更好、更远？老董仍在实践中摸索着、思考着、付出着。 记者 陈颖婷
2018年11月9日A2版，进博会特别报道之《走进进口博览会的“前沿哨所”——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二三事》
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所长朱洪葵:
“前沿哨所”的“后进博”坚持
12月24日，上海天气微凉。这是记者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之后，第一次重回熟悉的“四叶草”。空旷的展馆内少了些人气，但每个道口、馆区保安值守的画面，却让这里显得有序依然。
“前天，动力火车上海演唱会刚刚在这里结束，接下来这里还有国际婚纱展，这段时间直到过年前夕，比较多的是一些大型企业在这边搭台办年会。”尽管展区安保、防范打击等各项日常工作仍旧在马不停蹄地轮转着，但对于朱洪葵和她带领的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而言，这些日子，已是难得的“喘息之机”。
而随着第二届进口博览会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这个进博会的“前沿哨所”——上海最小、最“年轻”的派出所又将延续它的“进博时代”。
“你来之前我就在思考，在第二届展会中，我们的工作还能不能做得更漂亮，实现更好的质的飞跃？”这段时间朱洪葵一直在关注第二届进口博览会的相关动态。“在22日商务部的会议上明确释放了信号，第二届展会规模将更大。”
朱洪葵意识到，在展览面积扩大的同时，展会安保压力也将增大。“很多工作归根到底还是靠人去做，尽管我们这个派出所加上我只有11名警员，但如果将人的思想都统一起来，那么1个人可以创造2个人乃至10个人的力量。”
基于这样的考量，朱洪葵设想着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共建单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规模，借用外部资源填充现有警力。“参展商是流动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建立流动党支部，人家是‘支部建在楼宇’，我们这0.98平方公里之内，要‘让支部走进展览’。”
同样的，在“智慧安防”体系建设方面，朱洪葵也在思考着“再升级”。“首届进口博览会上，以科技助力安防成绩喜人，到了第二届，现有的安防设施还有没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变化？我相信答案是一定的。”
事实上，通过首届进口博览会的“大练兵”，朱洪葵和她的队伍也有了很多“经验之谈”，尤其作为一名女所长，以女性视角看问题的方式也确实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我印象最深的是国家会议中心安保工作那段时间，1天24个小时8次检查，从工人到搭建的材料我们都需要确保万无一失，而要让工人们由内而外地配合，只有走近他们身边。”
朱洪葵很会换位思考，她特地挑工人们吃饭休息的间隙与他们聊聊生活、话话家常。“人心是相通的，你走近他们，给与尊重和关心，他们反过来也会更愿意配合公安的工作。”这些“经验”，在“后进博”时代，将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知道，派出所名称里‘国家’二字的分量。能够驻守这个前沿哨所，是我们的荣誉。”这是朱洪葵在首届进口博览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原话，这一次，她飒爽依旧：“四片叶子、0.98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的‘主战场’。”
记者 季张颖
2018年10月26日A3版，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之《源于上海的中国少年审判：破“困”中前行》
静安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庭长姚轶捷：
亲爱的朵朵，你还好吗？
“成长是不可逆的，朵朵等不起。”这是记者再次见到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庭长姚轶捷时，她说的第一句话，脸上显露出焦急。
今年年初，本报曾推出关注困境儿童系列报道，作为上海市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权案例，朵朵的命运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转眼时至年末，这件“心事”仍未了，让姚轶捷如鲠在喉。
在姚轶捷看来，福利院虽然是一个“港湾”，但“朵朵现在还小，如果能有合适的家庭收养她，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最好的。”
记者仍记得，今年年初在福利院看到朵朵时，她暖暖地叫所有人“妈妈”的情景。“随着朵朵渐渐长大，她会慢慢知道不可能有那么多妈妈，正常的家庭对于她家庭观的形成非常重要。”姚轶捷说，“应该抓住朵朵成长的关键期”，收养程序的启动越快越好。
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侵害人，自监护人资格被撤销之日起至三个月至一年内，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
如今，朵朵妈妈高莉（化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早已满一年，也已刑满释放，且并未提出恢复监护权申请。
那么，备受关注的朵朵收养程序是否可以启动？
“高莉现在找不到了。”姚轶捷微微叹了口气。在高莉刑满释放后，法院在做定期回访时却发现，高莉再一次“人间蒸发”。
“我们按照她原来登记的地址及户籍地址，都找过，但没有找到，属地居委会也没有她的信息。”姚轶捷说，社工曾经辗转联系到高莉的母亲，据其母亲表示：“她出来后就没有联系过我，我也不知道她在哪。”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及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儿童才有资格被收养。“生父不详”仍是朵朵收养程序被搁置的障碍。
姚轶捷认为，相关司法解释在与民诉法、民法总则的衔接上，仍然存在缝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才能让“朵朵们”的收养没有“后顾之忧”。
朵朵案持续了3年多，具有里程碑意义，本身就是各方努力的结果。“法律往往是滞后的，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补位、补缺，尝试性、探索性地再次主动跨前一步。”“如果不做，那空白永远会是空白。”姚轶捷说。
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姚轶捷与记者相约，在新的一年到来时，再次去看望朵朵。
一年的成长，于朵朵而言无疑会带来很多的变化。亲爱的朵朵，你还好吗？长高了吗？成熟了吗……
新的一年，我们也在期许，能在破“困”中为朵朵收养找到“出路”。 记者 胡蝶飞
2018年11月23日A2版，牢记重托再出发之《到社区去！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上海社区法官、社区检察官助力社区治理法治化》
虹口法院退休社区法官郭杰曾：
把当事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
民庭、刑庭、审监庭、诉调对接中心……在成为一名社区法官之前，郭杰曾经在虹口区人民法院的多个部门工作过，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老法师”。
从敲法槌到接受咨询、参与调解的“老娘舅”，会不会有落差？老郭却说，他与社区的缘分由来已久。
早在2007年，老郭还在审监庭工作时，法院就十分重视社区工作。“我记得那时候虹口一共10个街道，每个庭都有法官对口联系，我当时联系的是嘉兴街道。”正因如此，郭杰对社区工作一直很熟悉。
2012年至今，郭杰在社区法官的岗位上已经坚持了近7个年头。从老人立遗嘱到房产纠纷、债务纠纷、动拆迁矛盾……尽管社区里的法律问题五花八门，老郭却驾轻就熟。
“要把当事人的事儿，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老郭说这句话时，透着严肃与认真。
去年8月至今年4月，郭杰成为了虹口区春阳里风貌保护街坊更新改造项目的调解员，不少遇到问题的居民会上门“问诊”。
在一起变更承租人的纠纷中，作为原承租人的父母均已过世，姐妹三人却因变更谁为新的承租人争执不下。
“变更承租人事小，关键是房子背后的利益分配问题。”老郭一眼就看出了仨姐妹矛盾的关键。老郭迅速梳理出仨姐妹顾虑的核心问题：如果未来房子获得产权如何分配？房子出租收益所得如何分配？如果未来房产变卖，利益又该如何分配？
“我帮助她们分析并就三种情况平均作出分配，以家庭内部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打消了仨姐妹的顾虑。”经过数次的调解，原本“寸步不让”的仨姐妹最终达成一致。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就这样在老郭的调解下“拨云见日”。
谈及化解矛盾和调解的“诀窍”，老郭十分谦虚，他说：“多吸收各方知识，保持知识更新，把当事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在老郭看来，不仅仅是要更新法律知识，还要熟悉相关政策，更需要具有真诚为民服务的境界。
常年在社区工作，老郭说他感受到：“现在老百姓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
新的一年，作为打通司法“最后一公里”的其中一员，老郭坦言，希望能有更多力量愿意扎根在社区，为社区法治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基层司法保障。 记者 胡蝶飞
2018年11月12日A4版，《我们是同一战线的父女兵 警察父亲、志愿者女儿携手守护“进博会”》
“小叶子”王文卓：
我们互换校徽，期待明年再见
今年，本报报道的警察父亲、志愿者女儿携手守护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故事引发读者关注。日前，记者回访了故事中的“小叶子”——华东师范大学大二学生王文卓，听她讲述这个意义独特的2018年和那场难忘的盛会。
王文卓记得，展会期间，有一天突下大雨，许多交易团成员和观众都没带伞。当时正巧是午餐时间，王文卓和其他“小叶子”们正要去食堂。看到许多观众狼狈地奔走于雨中，王文卓和同学们手中有伞，赶紧上前“护送”。一来二去，小叶子们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个别“路痴”还借此机会，请“小叶子”们将其带到目标展馆。王文卓将一名女观众一路引至较远端的食品馆，面对这个以各类美食闻名的展馆，小王这才想起自己已经错过饭点，腹中“咕咕”叫了起来。
此前在报道中，本报曾写道：“场馆试运行以来，王文卓都是凌晨5点起床，早早赶上发往国家会展中心的班车。”事实上据王文卓回忆，由于华师大的地理位置相去国家会展中心甚远，而她所在的“小叶子”班组又服务于一级会场，非常需要人手。在展前筹备、演练阶段，主办方曾要求场馆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包括“小叶子”们，都要做好在会场住宿，以便凌晨时段也能迅速响应的准备。
“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筛选、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了，对于岗位的重要程度，以及可能应对的任务艰巨度，早有心理准备。”王文卓说。但随后，团市委考虑到“小叶子”们多是青年学子，不建议安排他们长期在场馆通宵服务。
王文卓说：“这也让我们看到，进博会志愿服务组织工作中人性化的温度一面。我们相互理解，奉献并快乐着。”
大赛、大会志愿服务，每到收官时，也是会务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互换纪念品、依依惜别的荣誉时刻。无论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收集的各国代表团徽章，还是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的那本“国家馆签证”，都是一份经典的回忆。而对于王文卓和小叶子们而言，首届进博会的各类论坛徽章，以及“小叶子”之间互换校徽，则是属于他们的独特纪念方式。如今的王文卓已开始期待起明年的进口博览会，她说还想继续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叶子”。 记者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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