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所数40年增长800倍的背后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启航的号角，中国律师制度迎来了重建的曙光。1979年4月上海市律师协会恢复建立。从1980年至2018年10月底，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数量从2家增长至1592家，完成了近800倍的增长。上海律师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律师职业的角色在逐渐转换，管理体制在稳步转变，业务范围在不断扩大。但“铁肩担道义，丹心铸法治”却成为了几代律师不变的职业理想，在40年里薪火相传……

铁肩担道义的传承

1979年4月10日，上海市律师协会恢复建立。这也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消失了22年之久的律师制度开始恢复。但律师为谁辩护，律师是真辩还是假辩，还是一度成为公众最大的质疑。

直到1987年1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蒋某某包庇罪一案，郑传本律师出庭担任辩护律师，上海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郑传本律师义正严词的辩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让人们第一次见识到律师在法庭上的正义力量。晚年，郑传本曾回忆说：“我只是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做好了我分内的事，这本是一个人民律师必须具有的本色，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留在案卷中的心迹。”

从老一辈律师开始，捍卫法治尊严，发扬工匠精神薪火相传，星火的光热四十年来从未停息。青年律师张玉霞就运用法律的武器去保障弱势群体，诠释着属于她的那份侠骨柔情。

张玉霞说，让她坚定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决心的是一个未成年聋哑人的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个不满十八周岁的聋哑人小林，张玉霞在看守所见到他的时候，无论手语翻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于是张玉霞向他打起手语问“你为什么不找工作呢？”他看着她，顿了顿，慢慢打出了两个手势“不”“一样”。

庭审时，张玉霞说：许多聋哑人都跟小林一样，在他们自己的群体中寻求归属，他们甚至跟着别人一起偷东西，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全都是他们的错吗？我们为他们做过什么？我们看到比手画脚的聋哑人时是否流露过厌恶的神情？我们有没有对他们平等相待？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庭审结束后，小林在离开前，突然转过身哭着对张玉霞打出了“谢谢”“我出去后会找一份工作的”。

张玉霞长期从事法律援助案件。在她的律师执业生涯里，已经办理过一千多起法律援助案件，受援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虽然代理这些案件只有一些寄件费和交通补贴，可张玉霞仍愿意把她百分之七十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张玉霞说，对于这些委托人，法律就像一块垫脚石，能让他们拥有一个与强者对话的高度。

2017年年底，上海市律师协会发布了《上海律师社会责任报告（2015-2017年）》，报告通过一系列案例生动再现了上海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绩。其中58个案例体现了律师积极参与便民法律服务网络构建，在24个案例中律师积极参与信访，在32个案例中律师参与多元化调解，还有35个案例展现了律师在重大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参与。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则对报告作了全面介绍：报告从不同侧面、角度对律师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详尽的诠释，展现出一个完整系统的律师的社会责任观——律师的社会责任就是以法律人的专业素养、以为人之师的道德操守、以“三个维护”特殊使命，为国家利益和民生利益，为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和科学发展发挥特殊积极作用的自觉意识和无私行为。

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进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段祺华手持着00011号留学人员工作证回来了。他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召唤他回到上海的唯一原因。“我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1993年4月8日，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在那个只有国营和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年代，“段和段”的私人合伙制模式被外界视作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律所设立模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监管模式的进步。1995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律师管理办法》，对律师的权利与义务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律师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的地位，规定了律师协会的职责。

2001年9月23日，在上海市第六届律师代表大会上，朱洪超律师当选会长，这是第一次由执业律师当会长，揭开了上海律师行业自律管理新的一页。从那一届理事会开始，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只能由执业律师担任。而且从那年开始，原本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注册和年检事务都交由律师协会来负责，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律师协会的每一届理事会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发展。既然本届理事会是律师协会真正意义上行业自治自律的开始，那么尽早建立行业自律规范体系的担子便落在我们肩上。”朱洪超回忆，市律师协会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文件和行业标准。如出台《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执业纠纷调解规则》，设立律师协会执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发生纠纷可提请该委员会居中调解。上海市律师协会自此有了实实在在的管理手段，以及具体的对外交流、制定行业规范与规则、业务准则等职能。

进入网络时代后，对律师以及律所的管理也用上了信息化的手段。2016年10月8日，由上海律协开发的“上海市律师行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上线运行。该平台的开通是在现有律师行业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对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应用的一次主动探索。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律师行业信用服务平台。据俞卫锋介绍，该服务平台利用行业自律信用数据模型来满足百姓法律服务需求。“一是方便老百姓、企业以及政府机构等查找律师，促进法律服务信息透明对称，推动法律服务市场良性竞争，有序发展；二是为律师、律师事务所提供信息化服务；三是进一步推进律师诚信执业、规范执业，提升律师行业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俞卫锋说。

与时代风雨同舟

美轮美奂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给孩子们构筑了一个童话王国，但这座梦幻之城的建设过程，却充满艰辛。从2000年合资双方谈判开始，前后历经十年，磕磕碰碰，2005年谈判甚至一度搁浅。

重启谈判之后，乔文骏律师牵头的中伦律师团队受聘担任该项目唯一的中国法律顾问。由于项目不仅涉及房地产、建筑工程、项目融资、合资交易、公司治理、税务筹划、知识产权等纯法律问题，还涉及中美文化差异的融合问题。乔文骏在律所内挑选了十多位各领域法律精英，组成强大的法律团队，在整个项目的服务过程中，巧妙运用商务谈判技巧、法律技艺，化解了一个个难题。在连续服务六年多后，最终促成中美双方成功签约。“当时每天要工作差不多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我们的团队处于非常人的工作状态。”乔文骏回忆起这段过往感慨道，这对整个迪士尼项目中外双方谈判代表团都是挑战，“好在我们经历了考验，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也为我们上海律师争得一点光。”

上海律师用勤勉和专业，服务于四个中心战略，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上海律师在迈向国际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自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首家联营办公室成立以来，国际大所逐渐将百年来累积沉淀的先进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办法展示给国内律师们。目前在上海自贸区内，已有5个中外律所联营办公室。截至目前，上海设有150多家外国律所代表处，有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多名外籍律师，他们可以从事除中国法律事务之外的法律活动，国内律所可以充分利用外国律所代表处的资源与之开展业务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业务的律师事务所233家，占全市律师事务所总数约15.3%，其中共有50家律师事务所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2018年9月，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为进口博览会提供涉外法律服务。

此外，上海律师参与立法协商、依法行政，积极参政、议政，在民主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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