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 建起校园安全防控长效机制

　　□法治报记者  王川  胡蝶飞

“没想到我的提案会得到这么多媒体和其他委员的关注，接下来，我会收集更多委员的建议，争取能够联名提案。”市政协常委、上海协和教育集团（中心）总校长卢慧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校园安全是万千家庭最敏感的神经，历年来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都会成为当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校园安全问题“遇事就要提，年年都要提”，文件出了不少，安全隐患却始终没有根除。为此，今年上海两会上，卢慧文提议对校园安全开展地方立法，以期从源头上解决校园安全问题，并建立起全面长效的校园安全管控机制。

记者：校园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校园安全的现状如何？

卢慧文：学校的安全风险点很多，例如食品安全风险、交通安全风险、消防安全风险、涉及学生的刑事犯罪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任何一起偶发事件，都会引起最广泛的社会共情，引起高层关注，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引发衍生的社会治理风险。

虽然上海在保障校园安全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是依然难以杜绝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如依然存在校园食堂中毒事件、虐待幼童事件、校园霸凌事件等。常见的情况是，一旦发生事件，政府部门会高度重视，多部门联合发文件、发通知，或进行突击性地毯式检查，也可能采用一些临时加强的警戒手段。

但这并非法律范畴，不能对校园安全问题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的规范。突击式的检查更无法保证稳定的长效机制。因此，要构建学校安全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从源头上加快地方立法，另一方面要在此过程中建立长效防控体系，多管齐下，共同推进。

记者：校园安全地方立法的难点在哪里？上海的立法基础是否已经具备？

卢慧文：校园安全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并非只是保证学校安全就行了，因此校园安全立法最大的难题在于牵扯面广，需要涉及到非常多的部门和领域。这样说并不是要撇开学校和校长的责任，恰恰相反，校长是学校安全毫无争议的第一责任人。但现实中，引发校园安全的原因确实复杂多样，仅仅依靠学校一家难以堵住所有安全隐患和漏洞，只有学校、街道、社区、家长、政府管理部门等各方面都做“到位”了，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校园的长久安全。

话又说回来了，什么才是“到位”？法律不明确，就没有标准，“到位”一词的弹性太大：遇到监管部门检查时，各方就严格一点；时间一久，或者没有检查时，就松懈下来。直到哪天出了事，大家就再紧张一段时间，但这样校园安全怎么可能持久、长效？因此，要想从源头上根本解决问题，校园安全立法势在必行。

上海至今没有综合性的关于学校安全的地方立法，只有一部《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以及以市政府名义发过的规范性文件。学校安全是个综合性和系统性工作，需要全局性思考和部署，建议在现有的行政规定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地区和我国其它省份的立法经验，基于上海的实际情况，尽快把《上海市学校安全条例》纳入立法工作时间表，用法律的形式来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责和工作标准，确保部门协同的方式。

记者：您认为校园安全地方立法中应该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

卢慧文：建议在学校安全的地方立法中，既要关注学校及其周边的硬环境指标，更要全面关注学校安全多领域的合作软环境。硬环境是指对校园建筑、设施设备、技防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在今年初开始实施的《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幼儿园必须实行封闭式管理，并且还规定了相应的考勤制度。软环境则是指该法律应当涵盖学校管理的工作中涉及到的交通、食品、消防、医疗、灾害应对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标准和规范，避免因为职责不清、主体不明造成的推诿。

由于目前尚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学校、教师甚至是司法机关对“校园霸凌”的情况往往难以及时、针对性处置。因此，特别建议在校园安全地方立法中，明确校园霸凌的概念界定和处罚规定。

此外，还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所在地街镇，统筹各方力量，根据实际情况指导辖区内的学校建立“一校一案”的常态化风险勘查工作机制。通过法规梳理、案例分析、现场走访等方法，帮助学校识别在安全制度和安全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风险点，形成风险清单，并制定相应的防控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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