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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龙飞
村松梢风第一次被上海滩惊诧还在九十多年前,地点是福州路上著名的风月场青莲阁。时年已经34岁的村松，并非欢场上的雏儿，靠着一部题名《琴姬物语》的小说，他在日本文坛的知名度快速上升——姬者，妇人美称或王妻别名，或众妾总称——一则琴姬的浪漫故事已经为他出入东京的花街柳巷垫足了资本，久坠而不知餍足。然而青莲阁的放纵，还是超出了村松的意料，深感有必要在当晚的日记中拷贝记忆：“无数的青年女子左右穿梭着，有的缠绕着客人，有的玩笑嬉闹着，有的一起在桌边喝茶闲聊。”
怀揣着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封闭保守的既定想象,却错愕于十里洋场的土鳖洋鸟，又何止一个村松。
“沧海桑田已变更，/繁华海上播新生。/烟花十里销魂地，/灯火千家不夜城。”这是一位名叫孙家振的上海文学先人，早在1903年他出版的《海上繁华梦》中留下的开篇文字。四句叠加，归齐拢来无非一个观感：恍若隔世。
比孙家振更早的，还有王韬。在这位“中国近代第一职业报人”（林语堂语）存世的文字中，从初入“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飞甍画栋”的感慨，到切入其肌理后的满目妖氛，他的观察与时俱进。某日，王韬往福泉楼啜茗，但见“寮中女士如云，流目送盼，妖态百出……”日记中，素人王韬习惯性地抨击：“皆不堪入目。”他所谓的“不堪”，自然不是指长相，而是指穿着和体态，以及由此综合传递出的肢体语言，和给众多饮者带来的其他联想。
然而道德上的居高、抑或守旧，跟赏奇析疑不必是一回事。随着时光推演，王韬迅速放弃他的素人立场，且不避讳比凡夫俗子更多一份探究和记录的雅兴。在为《申报》撰写时政文章的同时，他兜游市井，穷尽旮旯，用足量的文字，深入浅出地为后人留下一部《海陬冶游记》，将19世纪后期的上海风月场，及其筑巢其上的流莺浪蝶，进行了一番万宝全书式的冶游指南。
而村松梢风，也在初到上海的一年之后，由小西书店出版了他描摹沪上体验的《魔都》一书，成为“魔都”一词的原创人、始作俑者，时为1924年7月。书中，村松狂呼：“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
查词典，“魔”字的义项有二：一指魅人害命的恶鬼，一指诡思孽行。“魔都”二义兼备。村松以一道文化的咒符，把浸淫于原欲的“飞地”箍牢，连累到整个上海，一并脱身不得。然而，难道魔性是可以脱离开神性单独成立的吗？没有森林，哪来朽木；没有撒旦，何必上帝？
老城厢颓圮的城门楼外，亮起一盏似真似幻的大红灯笼。
如果说，除了语言，风俗就是地域文化最主要的构成的话，此时上海滩的世风民俗，正脱离中国社会的常规形态，无可挽回地致畸致变。
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冲击着作家群体的感觉器官，极大地激发起他们的创作冲动，一时间性灵俱张，身手活络非凡。无论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以及三角恋爱专家和独立山头的文学新锐，甚至左翼文坛的愤青才俊，无不调墨时尚、弄笔风月，加入到对禁欲中国的报复性消费中；其情感的介入无论欣赏抑或抨击、享受抑或暴露，都注定将成为一页生命的标签，点亮那个稍纵即逝的自由空间。沈从文袒露心迹，他的小说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卖得掉。唯独鲁迅，一进入上海，就“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躯干被绷得紧紧的，动弹不得，以至笔底枯竭，不得不自叹：“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必须报以匕首和投枪。
直到20世纪80年代港剧《上海滩》热播，于摩登/绮靡之余，再添两味猛料：大亨/黑帮。“魔都”故事自此而被类型化，粉墨定妆。以后虽有大咖络绎加入，却始终难脱窠臼。神性阙如的上海滩，仿佛被人拗脱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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