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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昨天是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日。
1949年5月27日，注定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上海解放了！
“我一到大同大学，就看到一片热烈欢腾的景象。有很多同学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有的在扭秧歌，还有同学在围着解放军听战斗故事……”近日，在市政协文史委、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的《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新书出版座谈会上，89岁的姚海康回忆起70年前那天的场景，依旧心潮澎湃。
姚海康，离休前曾担任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中学时代的党外积极分子，到成为一名党员战斗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再到解放时的欢腾景象……那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在姚海康的口述中、珍贵历史照片上，变得越来越清晰。
开车助“战友”脱险
“完成地下党交办的特殊任务”
“我是1949年4月2日正式入党的，但是1947年3月我就参加了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座谈会上，姚海康的话，很快将众人的思绪带回上海解放前的那段历史。
彼时，姚海康还是上海沪新中学的一名高中学生。1946年10月，姚海康与几名要好的同学发起成立了“丙戌社”，殊不知同学中有好几人是中共党员，于是他耳濡目染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也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谈起自己加入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姚海康笑着说：“可谓历经波折。”直到1949年初，他邂逅了一位同班同学，经其介绍，通过华东大学党组织的批准，才于1949年4月2号准予入党。
入党后，组织交给姚海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开汽车。“那时，组织上知道我家有一辆小汽车，就交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姚海康说的这项任务，便是尽快学会开汽车，准备解放上海的时候派用场。
“接到任务后，我每天苦练驾驶技术，仅两周就考出驾照。”回忆起这段，姚海康的言语中难掩自豪，“那时路上人少，交通比现在简单，所以我学得很快。”
不久，他就接到一个原来在交大读书的老同学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对方说：“阿康，你马上开车到交通大学后面来接我。”姚海康觉得他可能遇到紧急情况了，于是立即开车前往。刚把车子停下，突然间交大后门那里就跑出来一个人拉开门就坐进了车。
姚海康定睛一看，正是这位老同学。而此刻，对方满身是灰，令姚海康十分不解。“快开，快到你家去，等洗好澡再同你细说！”在姚海康家，这位同学透露了原委：原来4月26日凌晨，国民党在各个大学展开了大搜捕。
这位老同学在交大一栋楼顶层的天花板上躲了一个晚上，敌人用手电筒探照，幸好没被发现。后来躲得时间长了，小便憋不住，又不能下来，只能东尿一点西尿一点，不让小便渗漏流下去，这才躲过了搜捕，第二天一早逃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26日那天，不仅仅是交大发生大搜捕，国民党还对其他大学进行了搜捕，不少同学和同志被捕。”姚海康说。
家里藏着10名革命学生
“吃饭分开，挤不下就睡地铺”
但是，党的地下工作并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采用更为隐蔽的方式，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我家是个大家庭，住屋外面就是厂房，进出人员多且杂，我们进出也没有人注意。”姚海康回忆，因为当时他家隐蔽条件好，家里又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因此不少同志找到他家，隐蔽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
“有位同志带了5个人躲在我家，隐蔽了约半年，我后来才知道这5人是大夏大学党总支成员。后来又有老同学带了几个同志来我家隐蔽工作，共有10人。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彼此互不联系，连吃饭也是分开的。”姚海康口中的那段经历惊心动魄，那个时候，他和几位同志成天要防着被盯梢，外出时保持高度警惕。
有一次，一名同志外出联系工作没有及时回来，另一名同志打电话去询问情况。结果，接电话的另一方一定要问清是从哪里打来的。姚海康担心暴露，只能中断电话。为了以防万一，原本隐蔽在家中的同志都暂时撤离。后来才知道，是一场虚惊。
姚海康说，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床不够，就挤着睡，挤不下，就睡地铺；有时买不到菜，就蘸甜面酱下饭吃，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高涨。因为解放军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
郊区的炮声越来越近
“解放军来了！上海解放了！”
时间到了1949年5月24日。姚海康清晰地记得，他外出时，还看到国民党说打了胜仗，在福熙路（延安中路）举行所谓游行。“那真的是打肿脸充胖子。”姚海康说，“我们知道，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市区了。”
当晚，郊区的炮声越来越近，姚海康和几名同志意识到，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市区了。他们一夜未眠，随时等待命令，更希望早一点解放。
1949年5月25日拂晓，姚海康家门口的苏州河边上传来了枪声，解放军已占领苏州河南岸阵地，与对岸的国民党军队对峙着。
“我们一看解放军来了，高兴地欢呼‘解放军来了！上海解放了！’”座谈会上，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姚海康依然有些激动。他说，当时很想马上冲出去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但依然还得耐心等待组织通知。
那几天过得特别慢。终于，姚海康接到通知让他开车去大同大学报到。
可问题来了，因为他家在苏州河边上，河对面有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不时向这边打枪。一打开车库大门，就可能会遭射击。怎么办？
突然，姚海康发现，当时有些群众趁着不打枪的时候跑出来看解放军，敌人的注意力被分散在这些围观群众身上。
“我一看机会来了，就让表弟配合我，等我发动汽车，他就立即打开大门，我把车开出去，快速进入了市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来到校园，整个校园都沸腾了，有人唱歌庆祝上海解放，有人在扭秧歌，同学们
围着解放军听战斗故事。姚海康也想和大家一起庆祝，但他有自己的任务。
用相机记录下历史时刻
“我的任务是担任汽车驾驶员”
接待他的同志告诉他，“你的任务就是开汽车，别的事不要管。需要你到哪你就到哪，有什么任务你就执行什么任务！”
根据安排，在配合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姚海康的角色主要是驾驶员，哪里需要，就开车到哪里去。他开车载人民保安队的成员分发印章，接送同志们到各地开展接管工作，接送宣传队的同志到人民广播电台去广播宣传……
在驾车执行任务中，姚海康多次遭遇国民党袭击。5月27日中午，一名地下党让姚海康开车送他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去。那时候解放军打过苏州河，前线指挥部也到了提篮桥警察局那边。刚解放时那个地区很乱，还有不少国民党散兵。
“所幸，我们没碰到意外安全回来了。但还有的同志就牺牲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5月25日上午，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部第二大队队长陈仲信在去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途中，被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冷枪击中，不幸牺牲。这是解放上海前牺牲的最后一位地下党。”
“后来有同志问我：‘你当时不怕危险吗？’我当时只想努力完成好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根本没去想危不危险的问题。经过五六天的日夜工作，顺利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
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人民政府组织“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既会摄影又有相机的姚海康成了沪西区大游行的一名摄影员，随着游行队伍，前奔后跑，有时甚至爬上了路旁的围墙，前后拍摄了30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我们的现在来之不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我们上海解放奉献出生命的同志。”姚海康说，时至今日他没有别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幸见证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当时为革命奋斗的初心，也是第一个目标。”
记者注意到，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编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一书，收录整理了粟裕、张震、迟浩田、张承宗、张祺、吴学谦等36位上海解放亲历者的口述历史，串起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真实还原70年前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和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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