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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度，有很多种方法。相比亲自前往，人们今天更愿意打开电脑，查阅绝对可靠的史料，然后心满意足，然后信以为真。四十多年前，曾经有一部关于真实中国的纪录片，它出自当时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之手。这部片子的名字，叫《中国》。而《从〈中国〉到中国》的第一集也就从寻找《中国》开始……
《从〈中国〉到中国》
总导演：朱允
寻访人：老高 斯坦尼斯拉斯 大卫·斯特恩 牛山彻也
类型: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
语言：普通话 英语 法语 意大利语 日语
首播：2019-03-16
集数：5
单集片长：50分钟
内容简介：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开放之时，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四位纪录片大师不约而同地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四部轰动世界的纪录影像——《中国》（意大利）、《愚公移山》（法国）、《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美国）、《上海新风》（日本）。这些影像，不仅让世界第一次大范围了解中国，也为中国人回顾历史、回忆父辈祖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影像中出现过的那些普通人，还能否寻觅？
这是一部五集纪录片，一年的时间，记录下了四位寻访人的探索中国历程，在新、旧画面之间的切换自然流露出岁月的力量，巨大的变迁，就在这看似不经意的巧妙变换中，让人感慨、深思。
从片名可以看出，第一个“中国”取自安东尼奥尼所拍摄影片的片名，其背后映射的实际上是被那一代纪录片所封存的关于中国的媒介记忆。纪录片用影像镜照着社会，凝固着历史，贮存着国家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并且能够在时间的长河里延宕、增殖、繁衍。
本片中，前后跨越40年的影像被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并置在一起，瞬间形成巨大的结构张力，清晰、直观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同一处地点，低矮的土房变为高耸的大厦；同一个家庭，襁褓的婴儿成为成熟的中年。无需再多言语，这些影像自然地完成了一场关于时间的叙事，观众也在这种前后对比中体察中国的“变与不变”。借助曾经的影像脉络，《从〈中国〉到中国》对人们的媒介记忆进行了激活和重启，并刷新成为新的公共记忆。
与安东尼奥尼相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也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我”的视角和口吻向“你”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导演有意摒弃了上帝视角和官方话语，没有将镜头对准当代中国的“伟大成就”或“重大事件”，而是“闯进”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探访了一个个普通的社区、农村、工厂、集市和幼儿园。
片中所呈现的一组组未经安排的采访、未经修饰的镜头，把关于中国的宏大命题和抽象概念具体化了，成为一个个普通的、身边的、随机的故事。与此同时，导演自身的情感、态度、思考不再被遮蔽，而以一种外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全片通过手持摄影、中近景镜头、互文式旁白等手法，强化了“作者”的存在，显示出明确的主体介入。在片中，导演不再是一个客观的报道者，而是一个问题的提出者、答案的寻找者、意义的阐释者，他们不停验证着存留在影像记忆里的中国，不断追问着“真实的中国藏在哪里”？也不时叩问着自己的内心。因此，观众能够从这部作品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外部的真实”，更能感受到纪录片作者所流露出的“内心真实”。
与安东尼奥尼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再出自一个“旁观者”甚至“窥视者”之手，导演们不再像安东尼奥尼那样需要通过“越界”才能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可以自如地从幕后走到台前，与记录对象直接进行交流。对40年前的记录者而言，“中国”更像是一个想象中的符号空间；而对今天的记录者而言，中国则是一个可以亲身探寻、切身对话的实地空间。
如果说40年前的《中国》只能通过观察和揣测来理解中国，《从〈中国〉到中国》则完全是通过对话和交流来理解中国。对话，是弥合异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全片始终奉行拍摄主体与拍摄对象对话的叙事模式，他们之间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是平等交流的关系。这种完成拍摄的方式本身，也足以说明今日中国的变化。在对话中，不少参与当年影片拍摄的老人回忆起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甚至能够帮助人们消除不少历史的误会。老高握住老人的手不禁感叹，中国真的变了，“那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信任”。
纪录片作为历史和现实的镜像，在记录当下社会、塑造国家形象、增进跨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0年前，来自西方的纪录片导演通过纪实影像来观察和理解中国，打磨出一面“他者之镜”；40年后，同样来自西方的纪录片导演，对这些影像进行了寻找和延续，可谓“以镜照镜”。在这些影像的观照下，新时代中国的样貌逐渐清晰起来。 （文/朱传欣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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