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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晚报》报道，律师行业从恢复到发展的历程，没有人比85岁的周纳新更清楚。作为律师制度重建后北京回归的第一位律师，后来又从事律师行业管理多年，周纳新见证了40年来律师行业从无到有，一路发展壮大。
听周纳新回忆起律师制度恢复初期的情景，让人有种听段子一样的感觉。
律师制度恢复第一案
在1979年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律师行业已完全不复存在。偌大的北京城一个律师也没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律师制度作为法治建设的需要，才开始恢复重建。
当时负责律师行业重建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想起了20世纪50年代就在律师行业工作，现已经转行到劳动局工作的周纳新，“三顾茅庐”将她请了回来。律师行业的“星星之火”便在高级法院一间办公室颇有些寒酸的角落里“燃烧”起来。很快，周纳新代理了律师制度恢复后全国第一起刑事案件。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个工人因偷了他人七辆自行车、再加上公家一条毛毯、四百米电线等被提起公诉，周纳新是他的辩护律师。
“虽然案情挺简单，但因为是第一案，意义非同寻常。”周纳新还清楚地记得，法院专门在大礼堂开庭，下面坐着几百人，大多是法律口的，还有不少老百姓旁听。说是庭审，其实更像是一堂刑法、刑诉法的教学课。开庭都有哪些程序、法官、检察官该说什么，律师如何辩护，都要借此案为今后的庭审立个标杆。人民日报庭后专门对此案做了报道，向世界宣告中国恢复了律师制度。
为“坏人”辩护不被理解
周纳新说，由于当时老百姓还没有什么房产、存款，因此最初律师代理的案件基本是法院指派的刑事案件。
94岁的老律师蒋维正39年前办理的一起故宫盗宝案备受社会关注。
1980年2月1日，越狱的惯偷陈银华在故宫养心殿里看到了一枚硕大的“珍妃之印”。他藏身厕所，趁夜下手盗窃，结果触发了故宫值班室的警报器，最终在故宫城墙上被抓获。
陈银华之前已经犯了多起盗窃案，服刑未满越狱，潜入故宫再次行窃是准备捞够资本从此跑路。因此有人认为，这样劣迹斑斑的人，一定要处以死刑才行。
作为陈银华的辩护人，蒋维正律师认为，判死刑是不妥的。因为当时刑法规定盗窃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在法庭上，蒋律师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向法庭据理力争。最终，法院依法判案，判了陈银华无期徒刑。
那个年代的老百姓，对于犯罪怀有最朴素的憎恶，他们大多还无法意识到，一个“坏人”也有合法权益，以及律师维护它的意义。因此，社会上对律师也颇有微词，觉得律师都是“诉棍”，替坏人说话。
周纳新记得，有一次开庭前，她在法庭里发现，法官席在审判区的中间、公诉人在左侧，而律师的席位却不和公诉人相对，竟然被设在下面与被告席并列。“我当时就不干了，法院、检察院、律师三家办案为的是同一个目的，保证案件依法公正审理，凭什么我律师就在下面啊？”周纳新说，别看只是个座位，但反映的是当时司法系统甚至是社会对律师的偏见。
她当即向法官要求调整位置，最后经院长批准，终于把辩护人的座位摆在了公诉人的对面。她为自己，也为全体律师赢得了与法官、检察官“平起平坐”的地位。
打个电话就能找律师
律师制度重建初期，全北京只有一个律师从业机构，名字就叫法律顾问处。
直到1982年，北京律师行业有了民事律师事务所、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业务才从单一的刑事辩护发展到离婚、继承类民事案件和一些经济纠纷。周纳新说，当时的律师都是国家干部身份，凤毛麟角，因此常常会出现当事人排队请律师的场景。
随着改革大潮涌起，律师事务所从国办性质发展到合作制、合伙制，像雨后春笋一般增加，律师队伍也迅速壮大。
截至去年底，全国律师已达42.3万人，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律师大国行列。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法律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有了纠纷，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律师。
家住北京的陈女士就遇到过一件麻烦事，因为楼上水管长时间漏水，邻居又拒绝维修，陈女士将邻居告上法院。作为普通人，头一次打官司，陈女士手足无措，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打了12348法律咨询专线。电话那头的咨询律师特别耐心地帮她分析法律问题，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陈女士家的难题顺利解决，她才发现自己竟忘了问律师的姓名，没顾上向他道声谢。为了表达感谢，陈女士只能用“笨”办法——一次次拨打12348，只为了再次听到那个声音。
可陈女士并不知道，在12348北京法律咨询综合服务平台，每个工作日都会有几十位律师值班，接听电话、提供咨询服务。参加志愿服务的律师众多，且轮流值班，再遇上很难。同一号码162次拨打热线，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工作人员帮陈女士找到了这位律师。
经过了40年的发展，律师早已不再是稀缺资源。打一通电话就能找到专业律师免费答疑解惑，在北京16个区6878个社区、村全都法律顾问，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这种“奢侈”正是律师行业及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给每一个老百姓带来的实惠。 （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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