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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栖
我平素喜欢写时评、杂文，且第一时间由东方网·东方评论刊出，尔后有选择地投递纸质媒体发表，如《切莫“网络信息过载”》发表于天津5月9日《今晚报》、《为官须“直”》发表于湖南《清风》杂志第9期。这两篇文章竟然于6月4日和9月11日相继由一个署名“杜学峰”的人投稿到我的个人邮箱。
此人对我上述的两篇文章，从标题到段落，从文字到标点，全然未改，复制后点击发我，奢望再度发表在我责编的《上海法治报》的副刊“法治随笔”上。他还在文末标明通联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张公山七村704栋3单元101室，邮编：233000。我颇为惊诧：“李鬼”竟然毫无顾忌地打上“李逵”门来！我回复：“你的胆子也忒大了，竟把我的文章抄袭了再发我，还认识‘恬不知耻’这四个字么？”
回想起来，在我的文字生涯中，遇上过“李鬼”还不少，如1999年3月18日《中国改革报》署名“雁子”的评论《别让红印章钻进鞋底》，抄袭了我于1998年10月12日发表在《民主与法制画报》上的《莫做文明的落伍者》；2010年3月初，天津《今晚报》编辑告诉我，那篇发表在该报副刊上的《台湾“第六伦”》重新由“李珂”发表在《新华日报》上；2017年8月13日，《人民法院报》刊出评论《环保督察：问责呈现常态化》（署名“黄燕凤”）剽窃了我的同题文章。我可以断言：如此这般被剽窃的事儿绝非我所独有。
当下是网络时代，海量般的信息纷至沓来，无远不届。这一新科技手段给人们了解和认识世界、交流和传递信息带来了便捷，但也给那些抄袭者提供了“方便之门”。不是吗？这些无耻之徒或东拼西凑，敷衍成文，或改头换面，易题发表，甚或全文照抄，玩弄“克隆”。如此低成本、高效益，何乐而不为？据说，时下确有抄袭的“专业户”，如天女散花般投稿，“广种薄收”，以敛钱财。
原本我还想就这一可耻行径作些批判性的论述，诸如丧失为人必须恪守的道德底线、剽窃行为有悖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但转而作罢，因为抄袭者并非不懂这些常识，你倘论理，在他们看来是十足的迂腐。利令智昏，已使其毫无耻辱感，对抄袭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两个字：封杀！
我责编《上海法治报》副刊已有16年了。多年来掌握一条编辑守则：凡是我不认识、不熟悉的自由来稿者，一律删除。我深知：这一绝对性的作法似一把双刃剑，在断然杜绝抄袭者的同时，也会把那些真才实学者的有质量、有品位的稿件拒之门外。但那也是无奈之举，“李鬼”防不胜防呵！我只能愧疚地对他们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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