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同江
再过两天就是12月1日,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为“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动”。在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有一个特殊的监区,主要关押艾滋病服刑人员,徐海(化名)就在这个监区服刑。
今年才满30岁的徐海曾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可是他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在释放的那一刻成了野兽,在毒品的催化下,拖着他一步步走向深渊……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他讲出自己的故事,希望告诫那些正在或者即将踏上他老路的人:洁身自爱,远离毒品。
“高材生”身上的多个标签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在我身上有太多不光彩的标签:吸毒、吃官司,我还感染了HIV病毒,每一个标签都让我很沉重……”在新收犯监狱的谈话室里,徐海心情沉重地说。不过,从徐海的表述来看,这位曾经的“高材生”很健谈。
平心而论,撕掉徐海那些“标签”,他就是个普通人。但在徐海家人眼中,儿子是他们的骄傲,一家人因他在家乡的小镇上被青眼相待。在徐海的同学看来,他是他们羡慕嫉妒的对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出息”的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无知无畏下造成的多重悲剧。
前几天,徐海刚刚在监狱过完30岁生日。监区为他准备了一碗生日面,外加一个荷包蛋,这让他很感动。徐海坦言,来到监狱两年多,感到自己像变了个人,心态总体调整好了,想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毕竟自己还年轻。但有些东西他却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不想让其他服刑人员知道,更不想让家人还有亲戚朋友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两面性,我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的性格、生活里有太多外人无法理解、不能接受的负面东西,现在想想很后悔,也很愧疚!”徐海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有些无奈。
高中时就种在心里的秘密
徐海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山村,村里人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家庭的贫困让徐海从很小开始就对财富产生了渴望,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无限向往。
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差,但徐海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族里的长孙得到了万千宠爱。不过,徐海小时候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徐海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徐海就由爷爷奶奶照顾,成为了留守儿童。
“现在想想,青春期的叛逆、大学时的不自律、性格中的孤傲敏感,或多或少与小时候缺失父母的陪伴有关。”但徐海并不埋怨自己的家庭,祖辈的宠爱没有让他恃宠而骄,他知道父母在他成长中的缺席也是无可奈何,他们的生活也很不易。
说到上学的话题,徐海的情绪明显比刚才愉悦。一方面因为徐海在成绩上一贯优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起了一些年少往事。
徐海回忆,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同学很少,有一年,班级里只有10个学生,其中8个都是女生,他形容自己和另外一个男生是“掉进了女儿国”。所以,小学时他玩的不是篮球、足球,而是和女生一起跳绳、投沙包。徐海分析自己缺乏阳刚之气,或许与小时候的环境有关,除了学校里男生缺乏,被“八仙女”环绕,在亲戚家也是姐姐妹妹居多。
“我有八九个表姐妹,小时候就一直跟女生玩在一起,要是多一些哥哥弟弟,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性格,会更男子汉一些。”随着谈话的深入,徐海也慢慢吐露了心中的小秘密。
徐海说自己的性启蒙教育是缺失的,除了人体与卫生课上那一丁点连老师都不愿细讲的生理知识外,处于青春期的他对相关知识一无所知,他好奇却又不敢问别人。后来上了高中,班里有50多个女生,可徐海对她们一个都不感兴趣。也是从那时起,徐海觉得自己似乎与其他男生不一样,他在心里种下了“喜欢男生”的秘密。
再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徐海从网上了解了不少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他知道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事。因此,在高中毕业前,徐海下定决心要考到像上海这样包容度大的城市。
“我不被感染,谁会?”
徐海是“学霸”,他凭自己努力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一所知名高校。然而,新环境却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包容”,他还是得伪装自己,过着双面生活。一方面他是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学生,担任过班长、学生会副主席,拿过国家奖学金,前途一片光明。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的欲望蠢蠢欲动。那时候的徐海千方百计地寻找、接触、认识“同志圈”里的人,疯狂地谈着“恋爱”。
压抑已久的真实面目被释放,徐海只觉得轻松,终于得到归属,至于因与多名同性发生关系而带来的危险,他根本就没有意识。
“其实只要注意一点,我应该不会感染HIV病毒。”徐海总会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可惜时间不会倒退。
是如何被感染HIV病毒的?这个问题徐海问过自己很多遍,却一直没有答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人传染给他的。但徐海作了这样一个分析,“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遇上毒品,加上没有保护措施,产生的‘化学反应’结果十有八九就是HIV,这应该是迟早的事情。”说到这里,徐海自嘲地笑了一下,“我不被感染,谁还会?”
徐海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临近大学毕业那年,他通过手机软件认识了男友。正是在这个男友的影响下,徐海接触了毒品,并逐渐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染上毒瘾,徐海放弃了一家世界500强公司递来的橄榄枝,选择了一家刚成立不久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理由是这家公司可以给他更高的薪酬,这些钱能让他随心所欲地满足对毒品的需求。
这家公司给了徐海高额报酬,收入高的时候,徐海一个月能拿到20多万元。但也是这家公司,让他卷入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官司。
在看守所的例行体检中,徐海被检测出HIV呈阳性。
“所谓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和逻辑。”徐海叹息。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2017年,曾一度让徐海的欲望膨胀到极限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被查处,徐海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进看守所后,恐惧、压抑、烦躁的情绪让徐海寝食难安,那时他担心只是官司的问题,夜声人静的时候他还安慰自己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然而,几天后民警的一次谈话让他几近崩溃。
“民警一开始问的问题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他们问我平时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嫖过娼?有没有吸毒等等。”徐海说,尽管自己吸毒,但他担心会被惩处所以矢口否认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民警又问他是不是同性恋?这个问题让徐海有些懵,“我一下就觉得心跳加速,脸也红了,心想民警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徐海隐藏已久的秘密突然被揭露,他脑子一片空白,对真相难以启齿。
民警似乎看懂了徐海的心思,沉默了几秒钟后告诉他,经过血液检测,他感染了H IV病毒,也就是平时大家谈之色变的“艾滋病”。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徐海苦笑,“我很难受、很害怕,但我没有哭,我还反问自己,哭能解决问题吗?”
其实徐海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感染HIV病毒的可能性,但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不愿去检查,也害怕去检测。不过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这一天迟早都要来的。几分钟后,徐海恢复了平静。但面对这样一个“世纪绝症”,以他有限的知识,还是感到很害怕。那时候他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快要死了?
用自己的故事告诫更多人
法院判决后没过多久,徐海就被从看守所转到了新收犯监狱。当来到艾滋病服刑人员监区,徐海感到自己并不孤单。监区环境布置得很温馨,监舍内的墙壁被涂成了暖黄色,门口的鞋柜上摆放着绿色植物。最让他感动的是监区的民警们,他原本以为民警会因为这里的服刑人员都感染HIV病毒就戴着口罩或是穿着隔离服和他谈话,可是这些想象在现实中都不存在。
徐海至今记得刚来到监区时民警对他讲的一番话:“在这里,我们不会抛弃、放弃、歧视任何一名服刑人员,或许我们不能延长你们生命的长度,但在这里可以拓展你们生命的宽度。虽然艾滋病目前还没有根治的特效药,但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
近两年的服刑生活中,徐海体会到民警那番话不是安慰他的空话。除了相关的学习教育活动,监区会经常请艾滋病方面的专家来做讲座,科普艾滋病防治常识。在民警的鼓励下,徐海自己也开始经常查阅一些专业书籍了解自己的病情。再看看身边的服刑人员,经过抗病毒治疗,看不出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徐海慢慢对疾病也就不再那么恐惧了。
“我刚入监的时候,CD 4指标一度降到60,监狱紧急把我送到监狱总医院住院治疗,再加上后来的抗病毒治疗,各项指标很快也就恢复了正常。”讲到这里,徐海顿了一下,“是监狱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要不是这次吃官司,可能我活不了那么久,甚至连怎么走的都不知道。”
徐海笑称自己算是“因祸得福”,之所以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希望大墙外的人如果有和他曾经一样的高危行为,能主动去检测,也避免传给其他更多的人。
不过,徐海目前最大的感受仍是愧疚,对被害人愧疚,对父母内疚,他无法想象父母知道实情会是什么反应,会有多寒心。他选择隐瞒父母,一切等刑满释放后再说。
谈到目前的服刑生活,徐海已不再像开始时那么沉重,脸上也有了笑容。他说,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与其怨天尤人,归咎命运不公,不如想想自己的责任,好好面对现实和未来。
徐海现在每天都会按时服药,也会参加监区开展的一些康复训练。尽管原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徐海总觉得自己知识面还不够广,在监狱里他有充分时间继续学习,从书海中汲取力量,“心灵充实了,一切也就阳光了。”徐海说。
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徐海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社会能给他一个机会,能给在情感上取向不同的群体更多宽容和理解。他也希望能告诫正在走他老路的人们——洁身自爱、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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