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际大救援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

82年前，当侵华日军进逼南京之时，一些留在南京与周边的外籍人士曾设法救助难民，甚至为帮助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幸福献出了生命，史学界称之为“南京国际大救援”。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当时的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与留下的外侨一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安全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到1937年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11月19日，共有15名委员，其中美国人7名，英国人4名，德国人3名，丹麦人1名。

在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前，这些西方人士的人道主义精神可歌可泣，本期“域外之音”就让我们一起向他们致敬。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德国人

约翰·拉贝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

作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不仅要管理难民的饮食、医疗等现实问题，还要和各方沟通谈判。在安全区里，拉贝和其他国际人士共救援了约25万难民。在住宅中，他还保护了600多名难民。对于住在他院子里的难民，即使粮食紧张，他也至少保证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顿稀饭。所以，只要拉贝一出门，大家都跪在地上，叫他“活菩萨”。但对拉贝来说，这些跪拜他的中国人，让他“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

明妮·魏特琳(1886年9月27日-1941年5月14日)，中文名华群，美国传教士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1937年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烧杀。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在《拉贝日记》中，她的功绩，被记叙得很清楚。

约翰·马吉(1884年—1953年），美国人

约翰·马吉1912年至1940年5月在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的道胜堂教堂传教。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1946年，马吉牧师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多月间，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与此同时，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很多封信，内容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1911年2月19日-1984年4月），丹麦人

辛德贝格1937年代表丹麦到中国协助保护江南水泥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辛德贝格和德国的卡尔·京特博士在江南水泥厂设立了难民营，先后保护和救助了两万多名南京难民。1938年2月3日，辛德贝格向南京安全区递交了他所记录的日军在南京的屠杀等行为。辛德贝格还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一起考察和拍摄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在日军的逼迫下，辛德贝格于1938年3月离开南京。返回欧洲后，他在日内瓦等地放映在中国拍的纪录片，把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公之于众。

乔治·费奇（1883年1月23日-1980年），中文名费吴生，美国人

抗战期间，费吴生担任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负责人，是德国友人约翰·拉贝的战友，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

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用“贝尔”16毫米家用摄像机拍摄了日军暴行。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内，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

费吴生抵沪后，将胶片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1938年3月，费吴生得以回到美国，并提交了这份堪称血证的资料，指控日本人在华暴行，并游说政界不再向日本出口钢铁等战略资源。抗战胜利后，东京审判期间，费吴生又将这部分历史影像呈堂证供。费吴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也用日记形式将日军暴行记录下来。这些个人陈述、文字材料和影像证据作为第一手资料，成为东京审判指控日本甲级战犯的关键性证据。  （综合自《金陵晚报》、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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