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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今天我就要说一个我配合法官断清的赡养费纠纷。
某天，我接到一个来自赡养费诉讼被告方赵先生的咨询。很明显，此类纠纷一般都是源于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从内心来讲，我不太愿意接这种案子。但经过接触了解，我改变了观点。
并不复杂的案情
老人育有一子一女，平时一直与儿子住同一幢楼的上下两间房。因为住得近，作为儿子的赵先生一家经常照顾老人，女儿则是偶尔来看望。
2018年7月，老人因车祸住院，每月都会产生医疗、伙食及护理费用。老人认为自身收入不足以负担这些费用，因此起诉要求儿子承担一半。
听到这里，我觉得老人的诉求合情合理，为什么儿子要为这事请律师呢？儿子告诉我，这个诉讼并不是老人的本意，而是妹妹“要求”老人提的这个诉讼。
原来儿子已身患癌症多年，虽然老人住进医院，但确实无力亲自照顾老人，只能让自己的女儿女婿，即老人的孙女和孙女婿到医院照顾。在医院发生的费用由老人的退休金支付，不足部分则由他补贴。从老人住院起，孙女和孙女婿一直照顾到2019年5月。后因为孙女要生孩子，无法再去照顾老人，于是由妹妹接手照顾老人。
赵先生的妹妹刚接手照顾老人没多久，就觉得医疗费用太高，于是就“代”老人向哥哥提起诉讼。她在起诉前还扬言，刚接手三个月就已经把老人存款花光，还额外为老人贴了几万块钱，这笔钱应该由赵先生承担，而且以后还会有大额花费，因此请了律师起诉哥哥。
赵先生因为一直让女儿女婿照顾老人，所以知道每个月的花费，也知道老人自己有十万元左右的存款，觉得就两三个月根本不可能把存款花完。而且之前妹妹多次到他单位闹事，因此也希望请个律师帮他说理。
坦白说，因为案件还在诉前调解阶段，我方仅是接到法院要求开展诉前调解通知的短信，并未收到诉状和证据，而且所有事情都只有赵先生一方的叙述，于是我要求他提供照顾老人及老人收入的证据。
随后，赵先生真的拿出了照顾老人的证据材料，包括从2018年7月份至2019年5月份期间缴纳的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费发票，老人的银行存折（2019年5月份时女儿接手老人时要求儿子将老人储蓄硬卡和身份证给她，存折没拿去），还有一份老人与他签的《赡养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老人有十万元存款，完全用于老人自身生活。二是十万元存款花完后，老人的赡养费用完全由儿子和孙女承担。
从照顾老人及她的花费角度来看，因为老人遭车祸而骨折，一般不可能自己去缴纳费用。因此根据这些材料，我相信在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期间老人确实是由赵先生一方照顾的。
上述单据除了医疗费外，还包含了老人的伙食费及护理费，老人因车祸住院，没法外出活动，所以除了一些零食和杂费外，不会再有其他花费，所以我也大概算出老人每个月的具体花费。再结合老人的收入状况，每年的资金缺口最多就在几千块钱。
在女儿接手后的几个月里，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女儿根本不可能把老人十万元的存款花光。
根据法律规定，老人在自有存款、工资等可以支付开销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可以再额外向子女主张赡养费用的，因此对方这个诉讼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并不能完全相信儿子，所以就额外多问了一句与这次诉讼无关的话：老人出院以后由谁赡养？赵先生信誓旦旦地让我到庭上表示，以后还是由他这边赡养。此时，我才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啼笑皆非的调解
到了诉前调解阶段，老人果然没有出现，而是由女儿作为代理人出席了调解，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诉状。老人是不识字的，所以这份手写的诉状应该是女儿代老人写后由老人按手印的。
诉状中提到，老人每月要花费10000多元医药费，住院至今15个月，已经花掉近15万元。老人所有的存款都已用于治疗，已经没钱了，因此要求儿子支付老人最近一个月的医疗费用10000多元，外加每个月支付老人赡养费用5000元。诉状中还提到了一条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老人与儿子签署的《赡养协议》。
看到对方的诉状，我就觉得和我看过的单据不符，在老人没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月不可能有10000多元医疗费。于是我进一步查看了对方提交的医疗费单据。原来诉状中的10000多元是把国家支付的统筹部分也算了进去。
看到这里，我就和调解法官提出了这个诉讼根本不成立的观点：1.统筹部分的医疗费是由国家而非个人承担。老人每个月医疗费的个人部分只有1000多元。2.每个月要赡养费的前提是老人在正常生活情况下有费用缺口。现在老人因为住院才有医疗花费，等老人出院后，根本没这么多花费，所以每个月要求的赡养费也是不合理的。3.老人每个月才花费1000多元，而对方自己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老人有10万元存款，完全可以支付老人目前的花费，因此对方的三个诉讼请求根本不成立。调解法官也同意了我的观点。
见到诉讼请求完全不被调解法官支持，女儿瞬间急了，嚷嚷着“那老人还有房产呢，死后归谁呢？”我就瞬间火了，当场怼了回去，“老人还健在呢，你来谈什么遗产？”女儿见状就说不愿调解了，等诉讼时请个律师再来和我说。
弄错“角色定位”的庭审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诉讼，我把儿子提供给我的证据认真进行了归类统计。
第一组证据是老人的收入，因为老人是农村户口，每个月的收入除了退休工资，其实还有农地、农龄等补贴。我对于这部分收入进行了举证及统计。
第二组证据是老人每个月的花费发票。我通过对2018年7月到2019年5月之间所有的费用发票进行梳理，计算出老人每个月的平均花费。我还将老人的花费及收入缺口按月做成表格，以帮助法官更直观地判断。
第三组证据是赵先生这五年来的医疗费发票。因为赵先生罹患癌症，经济压力巨大，虽然这组证据在这个诉讼中并不算实质证据，但相信儿子的经济状况也会是法官考虑的一个因素。
庭审当天，老人依然未出现，由女儿和一个律师作为老人的代理人出庭。由于有了律师参与，对方变更了诉讼请求，除要求我方承担女儿接手老人以来费用的一半外，还要求我方每月支付对方赡养费，并且不再要求撤销《赡养协议》。
在开庭时，对方由于庭前准备不足，未将女儿接手老人以来的费用进行统计，还让法官帮他们现场去计算总额。
到了我方举证阶段，我先是提交了老人农龄补贴的证据，用以证明老人的收入状况。对方一开始以从未见过老人提供过该银行卡来否认我方证据。直到法院多次向女儿确认这张银行卡是不是在她手里，并要求其在庭上说真话，她才承认老人的卡在她手里，并称会在庭后核实。虽然我不相信她不知道老人有这笔钱，但我相信只要她承认了有这张卡，那么老人的收入一定比她在诉状中所称的要多。
然后我提交了第二组证据，对方虽然认可了发票的真实性，但强调这些是老人用自己的钱支付的，并且不认可这段时间老人是由赵先生一方照顾的。
最后我还将对方提交的《赡养协议》作为我方证据提交。对方虽然不再提要撤销协议并撤回了这份证据，但我却要求将这份协议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对方“自认”有10万元。
在法官进一步查看了女儿补办的老人存折后，发现老人在每次发工资和补贴后，都有将钱全部提出的习惯，这样内心就更确信老人是有存款的。
在看到双方所有的举证后，法官认为对方提交老人财产的证据有所不足，于是中止了庭审，让对方自行去查一下老人的财产状况。
唇枪舌剑的二次开庭
中止期间法官告诉我，女儿在自行调查后告诉法官老人没有存款，对于这个说法，法官和我都根本不相信。法官在自行去银行调查后得知，老人原来有三笔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在女儿接手老人的身份证后，就拿着老人的身份证把存款取掉了。女儿还自述这笔钱是老人送给她的，所以回复法官老人目前没有存款。
虽然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但在没有明显反证的情况下，法官只能要求女儿去法院做了笔录，并告知其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
得知这个结果后，我也和赵先生这边进行了沟通，并要求其与老人确认。由于赵先生的女儿此时产后身体已经恢复，就去医院照顾老人了，还聊到存款和诉讼的事。老人明确表示存款不是送给女儿的，而是交给她用于治病的。对于起诉儿子这件事，本来老人就不太清楚，现在因为儿子病重，老人更不想跟儿子诉讼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也将老人的想法告知了法院。
到了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先开始调查了老人的存款情况。女儿先是提出这笔钱是老人给她用于交医院费用的，后来又称是老人送给她，她再借三万元给老人用于缴纳医院费用的。看到女儿前后表述不一，我马上提出三个反驳观点：一、女儿已自认这笔钱是老人给她用于交治疗费用的，而不是赠与她的。二、如果是赠与，女儿也没必要在定期存款还未到期前就将存款提前取出，完全可以拿着存单等到期后再取。三、根据之前双方提交的证据，老人的花费在扣除收入后根本不可能有三万元的缺口。
法官也看出了破绽，问道：“就算要治疗，拿一张三万元的存单就行了，干嘛要把三张存单一并取出？”女儿对此根本没有合理解释。
随后对方不知怎么又拿赡养协议说事。我从上次庭审就很奇怪，提出这个赡养协议是对老人有利、对儿子不利的，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要求撤销。估计老人的代理人被我问的不知道如何回复，就说虽然协议有利，但签署之后儿子根本未履行。我当场反驳，这个协议是在2018年10月签署的，那之后我们手上还有这么多老人的缴费单据，足以证明老人一直是我们照顾的。对方再次无法应对。
最后，对方律师可能是觉得这个庭完全处于下风，就随口说老人虽然有钱，但不想动用这些钱。现在问儿子要一点，以后老人的生老病死还不是由女儿照顾。听到这里，我觉得对方已经完全暴露这个庭的本质是“女儿”而非“老人”想提出的。于是我就在庭上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原告代理人这么说，是不是代表以后要赡养老人？”女儿一直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法官也追问道：“老人以后总要出院的，到时候赡养是个问题。原告代理人，你回答一下。”女儿只能无奈说：“那还是要儿子女儿一起尽赡养义务的。”
到了这里，我相信法官已经看出“诉讼”并不是老人想提的，而我也提交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老人的收入足以覆盖目前的支出。但考虑到这是家事庭，法院还是劝了我们一句：“这个钱，不管是老人要的还是其他人要的，你们能给就给点，也好过家里闹矛盾。”最终我方同意给女儿1000元，双方达成了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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