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错的“熊孩子”怎么治？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这次宝山区检察院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司法关爱活动，我作为家长积极参与，感触颇深。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我发现原本沟通困难、两三句话扭头就走的叛逆小伙，现在也蜕变成一个会与家长交换思想、对人生有了初步规划的人。感谢宝山区检察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打开他们的心扉。愿这样的关爱活动能帮助更多的人迷途知返、造福社会。”小磊的继父在一次亲职教育活动后如是说道。

小磊正值叛逆期，母亲改嫁后，平日里与继父交流甚少，而继父对他关心不够、管教不严。日前，小磊因为朋友义气，参与了一起敲诈勒索，他的行为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检察官决定对他进行保护处分和亲职教育。在为期三个月的保护处分期间，小磊和继父积极参加心理团辅、志愿服务等活动。

总结会上小磊说道，“当时不懂事，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每次参加心理辅导课，讲的内容对我都有帮助，知道成年后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感觉自己以前做的事情很蠢。今后我要好好上班，不惹事，不犯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如今，小磊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10小时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坚持着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像小磊这样迷途知返的未成年人还有很多。近年来，宝山区检察院牵头公安机关、教育局、市场监管局、文旅局、团区委、妇联、青少年社工站、“远周中心”、职业学校、心理机构，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多措并举，深入推进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亲职教育工作。三年来对78名罪错未成年人落实保护处分措施，回归就学就业68人，家长满意率100%。这项推动保护处分工作也纳入宝山区妇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取得较好成效。

织密“信息网”，跨前一步

近年来，宝山区检察院结合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工作，加强与宝山公安分局、教育局、重点学校的信息互通，通过开展群体性案件集中排查、建立公安机关线索移送机制、教育行政部门信息通报机制、重点学校线索移送机制，打通保护处分对象线索发现渠道。

尤其是今年，针对假期内学校难以有效监管问题，宝山区检察院制定暑期保护处分对象专场教育计划，实现对“熊孩子”监管教育的无缝衔接。在这个暑期，对11名有偷盗、旷课、出入酒吧、殴打他人等不良行为的在校生开展保护处分。

明确“责任田”，精耕细作

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需要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各方面的作用，形成合力。为此，宝山区检察院牵头，将保护处分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精心打造“麦田说”法律网课，对网络欺凌等未成年群体易发问题进行剖析，并向特定未成年人赠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书籍，引导未成年人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协调公安机关落实驻检民警，配合检察机关开展保护处分对象宣告、训诫、责令悔过等工作。由专业青少年社工开展矫治帮教，确保帮教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联合社会公益组织“远周中心”，为失学失业的保护处分对象提供再次就学就业的机会，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此外，也借助心理专家咨询库的力量，通过“在线家长课堂”、团体心理辅导等形式，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家长开展亲职教育，改善亲子关系，修复原生家庭问题，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家庭教养环境。

细判“处方笺”，对症下药

为避免帮教措施“走过场”，宝山区检察院针对未成年人群体的个性特点，制定不同帮教计划，确保对症下药，取得实效。例如云南籍贫困学生小明因同乡情结参与打架斗殴，检察官通过学校充分了解这些学生的思想动态，借助心理专家力量，对他们因远离家乡、贫富差距冲突造成的情绪问题进行专门疏导。

宝山区检察院还立足“以志愿服务促内心反省”，依托社会公益组织，鼓励社会闲散少年注册成为上海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并组织他们将志愿服务送进养老院。让他们在与“认知症高危风险老人”的交流互动中，体会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乐趣，从而增加获得感，提升自我认同。

详建“档案卡”，规范管理

宝山区检察院还落实保护处分对象“一人一档”，通过文书规范化、在检察服务中心设立保护处分对象专档、建立不定期回访机制、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等，以机制确保夯实工作基础，推动保护处分工作案件化规范管理。在今年的总结会上，这项工作获得市检察院、宝山区教育局、宝山团区委、学校等与会各方的好评。学生、家长和学校代表纷纷表示，希望检察机关能持续开展该项工作，丰富活动项目。

宝山区检察院将继续深化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通过保护处分、亲职教育，让“熊孩子”回归正轨。

相关阅读>>>

惩戒了“熊孩子”，不着调的家长怎么管

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不时出现。四川检察机关调研发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监护缺失或缺陷的家庭超过62%。自2015年起，四川省检察机关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让不合格的父母“回炉再造”。检察官表示，相关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除了需要立法支撑，还需要全社会共同推进。

“母亲训斥的声音一直不停，中途还几次打断我们的交流，16岁的男孩则始终低头不语……”8月17日晚，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负责人魏婷讲述她入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时发生的一幕，“对于这样的家长，家庭教育指导唯有深入再深入，才能帮助其从观念上转变，否则孩子免除刑罚，再次回归家庭也存在隐患。”

当前，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不时走进大众视野。认真梳理发现，许多走向犯罪的未成年人身后都有一个“一言难尽”的家庭。四川检察机关调研发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监护缺失或缺陷的家庭超过62%。

依法惩戒了“熊孩子”，“不着调”的家长怎么管？为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自2015年起四川省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让不合格的父母“回炉再造”。5年时间过去了，具体成效如何？

没有天生的坏孩子

沉默、寡言、内向——在魏婷眼中，那个一直被母亲追着碎碎念的16岁男孩亮亮（化名），面对外界时，已经严严实实地将自己包裹起来。一直以来，他都处于一个极特殊的家庭环境中：父亲至今仍在服刑，母亲改嫁后，一家三口的生计全都寄托在了继父身上。他渴望尽早独立，进入酒店打工，却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事起了争执，持金属器械打架伤人。因主观恶性较轻，在公安移送至检察机关后，其被采取了取保候审。

“在我们家庭调查的询问过程中，这个男孩始终都在认真聆听应答，但问及更深入的家庭情况，他便保持闭口不言的状态了。”魏婷说，这不由得让她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个案子。

那也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名叫小西（化名），在伙同他人盗窃多辆汽车后被抓获。检察院了解到，小西的父亲在其幼年时因犯罪被判刑，被释放回到家中不久又到云南打工。因在孩子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缺失5年，父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存在严重问题。母亲独自将小西抚养长大，母子沟通较少。小西小时候经常被其他大孩子欺负，认为只有混社会才能不受欺负，初中辍学之后，结识社会闲散青年，沾染社会不良习气，后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其父母的监护失职是诱发小西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随后对这个家庭启动强制亲职教育程序。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孩子。通过强制亲职教育的推进，小西和父母间的亲子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自2015年四川省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起，魏婷接触了大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她认为即便目前亮亮和母亲的关系剑拔弩张，但通过不断深入的家庭教育指导后，一定能够得到改观，“毕竟这还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家访’”。

父母“回炉再造”依靠强制力

在魏婷看来，几乎每一个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工作的推进，都不一帆风顺。

以小西为例，其父得知儿子被刑事拘留后，立即辞掉云南的工作并放弃薪酬，与其母一起到看守所探望。但在取保候审后，小西与父母仍有对抗，父亲找不到与孩子相处的方式，打骂加剧了紧张关系。

检察机关分析认为，小西家庭最基本的“爱”的纽带依然存在，但因监护失职造成的感情裂痕，以及小西陷入违法犯罪的程度较深、父亲出狱后的戾气较重等方面原因，造成该家庭改变难度较大。通过会同委托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的公益组织对小西家庭进行评估与面谈后，最终以青少年群体了解、家庭问题及需求梳理、学习沟通技巧等6个层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并根据其具体需求开展个案心理咨询服务。

刚开始，小西的家长就先后以工作太忙为由，推脱不愿参加强制亲职教育。

“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四川省检察院专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和受侵害案件的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吴欢水表示，一般情况下，当家庭支持环境作为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参考时，父母对相关工作的配合度极高。但一旦附条件不起诉等决定作出后，家长对后续家庭教育部分的内容往往采取消极态度。

为此，四川省检察机关针对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监护人，积极探索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个人征信管理的方式形成约束力。对于无故不配合的监护人将书面送达告诫书。拒绝或不配合超过两次，且认定属于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将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在这些强制力推进下，几乎所有家长都能按照规定完成家庭教育课程，如果综合效果不达标，还将面临延时和课程追加。”吴欢水介绍，截至目前，四川全省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家庭教育指导覆盖率已达90%以上。

“亲职教育”亟须普及

近年来，未成年人因监护缺位、家庭教育缺失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遭受侵害的现象不时出现。吴欢水表示，近年来，检察院打造了“亮晶晶”  “纳爱”  “格桑梅朵”等120余个由未检员额制检察官构成的专业团队，同时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提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专业性和实效性，最近还与团省委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设专业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

但是，吴欢水他们依旧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仅仅依靠检察机关推进亲职教育，人力物力精力都是不足以支撑的。”四川省各市州的一些基层未检检察官认为，司法干预下的亲职教育属于一种补救手段，应该进一步将端口前移，让家庭教育指导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教育课程。“当然，这些要全社会共同推进才能实现。”吴欢水说。

“此外，亲职教育还需要有立法作为支撑。”魏婷表示，由于没有法律作为支撑，“强制”推行很难界定其合理合法性。四川省检察机关未检系统已将最先开始推进的“强制亲职教育”更名为“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她希望国家能够将家庭教育纳入立法层面，让司法干预家庭教育有法可依，同时通过法律上的强制力和威慑力，让那些监护失职、监护不当的未成年人父母正视家庭问题、重视亲职教育。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