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王孙：我国倡言“裸葬”第一人

　　□沈  栖

近读《汉书》，意外发现了我国倡言“裸葬”第一人——杨王孙，以及由他“裸葬”而引发的我国历史上有关殡葬问题的第一场辩论。

据《汉书·杨王孙传》记载，杨王孙家业千金，是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富翁。他笃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只要有益于健康长寿，都尽力而为，毫不吝啬，极力主张厚养。年迈病重，自感来日不多，便嘱付儿子：死后将他的尸体裸葬，以返归真，并授之以法：  “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杨王孙这一行为目的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改变世人攀比厚葬的陋习。杨王孙的“裸葬”是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俗有力的反拨和着意的纠弊。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厚葬成为了一种丧葬礼制的具体表现，并且在中国丧葬民俗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历朝历代中，汉代是我国社会厚葬最为盛行的时期。西汉前期鉴于战乱之苦和物质匮乏，墓葬一般比较节俭，厚葬习俗始于汉武帝时期，因为那时残破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且不说皇室造陵  “大兴舶役，重境赋敛”，“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就连庶民地主、私人工商业主阶层也往往是“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而民间呢，纷纷慕效，或变卖田宅，或耗尽家产，或借贷求助，力求把父母的丧事操办得体面一些。恰如光武帝曾感慨：“世以厚葬为德，薄终未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足见“厚死伤生”问题的严重性。杨王孙响应汉文帝薄葬之旨，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决心，要求在自己死后实行裸葬，此举惊世骇俗。

其子欲默而不从，明知这是违抗父命；欲从，又于心不忍。于是便乞请其父好友祁侯缯它出面劝说。出任在外的祁侯缯它即刻写信力劝，而杨王孙回函力辩。于是两人的“对话”便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场关于殡葬问题的辩论。

这场辩论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一是关于死后是否有灵魂的问题。在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以前，人们普遍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认为人死后有知，与生者无异，只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而已。祖先崇拜与鬼魂崇拜合二为一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丧葬活动自然是表现人们的在世生活。祁侯缯它诚恳地劝道：“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不）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杨王孙则说：“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物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返其真也。返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以“鬼”言“归”  （即回归自然）的说辞巧妙而犀利，如此旗帜鲜明地说出了生死乃自然规律、人死无知的裸葬理由。

二是关于历年奉行的厚葬制度要不要破除的问题。祁侯缯它固守传统遗训，认为：厚葬乃是历朝历代一以贯之的丧葬礼制，“必守永续，以承先训”，倘若革除，有“危及后人之虞”。当年确乎有“择穴厚葬先人，以护祐子孙后代”一说。但是杨王孙则偏不信邪：“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被盗），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厚葬劳民伤财的弊端。

三是关于厚葬是否“尽孝”的问题。当时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儒家的孝道观念深入人心，对丧葬习俗自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人们认为：厚葬即是履行孝道，倘若将先人从俭葬之，则是不孝的行为。更有甚者，孝道不止是判断一个人品行的道德标准，还是决定其仕途的政治标准，因此，厚葬当为恭行孝道的最佳方式而流布之。祁侯缯它以“孝”说事：“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而杨王孙坚决反对将尸体“裹以币帛，鬲以棺椁，肢体络束，口含玉石”，认为这是“费财”，至于以此“尽孝”，那是“重惑”，不可信！故明确表态：“我不为也！”

杨王孙关于裸葬的辩词，堪为讨伐厚葬的檄文。然而，时过境迁已有2000多年的今天，经济、文化、科学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有些人的思维反倒远逊于杨王孙，重又信奉起厚葬，悲哉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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