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提篮桥监狱之丑闻奇事

　　提篮桥监狱自启用始，历经公共租界工部局、日伪当局、国民政府的统治，先后有英国、俄国、捷克等西籍人员，以及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等担任管理人员。其中，有不少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平日除了互相勾心斗角，动辄对犯人打骂外，还经常敲诈勒索，甚至偷盗监狱的各种设备和生产资料。

本文作者  徐家俊

《上海滩》编辑出版

英籍高官为情所困饮弹自杀

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上层管理者基本都是英国人，他们的生活待遇很好，工部局免费给他们提供住房，并配备家具和日用品。初期，这些英国人都住在今长阳路81号至97号三幢3层楼的公房，以及霍山路霍山公园后面的一些小洋房。正副典狱长一级人员的住房相当宽敞，且家中保姆、厨师等人员由公家出资雇佣。闲暇时，他们经常带着家人去附近的霍山公园散步，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20世纪30年代后，监狱部分管理人员入住新落成的安国路公寓。该公寓位于提篮桥监狱后面的安国路76号，是一栋8层高大楼，配有专人负责启动的电梯，大楼底层则是杂物间、汽车库及供水供电设备房等。在当时，安国路公寓算是极为豪华的，2层至8层共有16套三室户和6套四室户，楼内大厅或走道皆是瘦条形的打蜡地板。

1937年1月11日晚10点30分，一位英籍监狱高官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大楼值班人员与住高官隔壁的典狱长华德听到枪声后立即赶来，只见这个高官倒在地上，脑浆迸裂，现场惨不忍睹。他的身旁遗有一柄公务手枪和一枚弹壳，人尚未断气还在呻吟残喘。华德急忙报告附近的汇山巡捕房和医院。不一会儿，医院便派来一辆救护车，将高官送往公济医院救治。因伤在要害，这个高官最终殒命于救护车中。他的尸身转送验尸所，待报英按察使署复验。

出事后，汇山巡捕房的探长与典狱长一同前往死者家中调查。经过各方查证，死者是提篮桥监狱的一名高级管理者，英国籍，时年29岁，并未结婚，担任该职刚满9个月。据同事反映，他平日寡言慎事，不过待人倒还和蔼；来提篮桥监狱之前，他曾在工部局财政部监务署第三科警卫团中工作多年。由于没有留下遗书或字条，后来大家推测，死者应该是情场失意而导致轻生。他所追求的那位女友，据说外表相当漂亮，且交际广泛，追求者众多，社会背景很复杂。这个高官深陷情网，几番求而不得，最后竟然以枪殉情。

主管监守自盗消防用具

1935年扩建后的提篮桥监狱，拥有5层高的监楼9幢，4层和6层高的监楼各1幢。每幢监楼有前后两个楼梯，每层楼面的楼梯边配备一个消防使用的木箱，内有铜质的救火龙头、皮带嘴、帆布水带等，一旦发生火警可以及时施救。监狱设有专人负责消防器材的定期保养和维护。

1943年8月16日上午，一名印度看守发现狱中的消防用具损坏，消防龙头被窃。按照工作程序，他先立即报告华籍二等刑务官张荣光，再向主管层逐级报告。最后负责监狱设施的一等俄籍看守长攀屈罗夫，在调查证实报告无误后，又发现其他监房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次日，攀屈罗夫详细清点监狱所有消防用具，总计损坏29只铜质救火龙头，遗失1只；损坏19只铜质皮带嘴，遗失1只；损坏联管1只，遗失6只。攀屈罗夫当即将这些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提交典狱长，认为现有消防器材不够坚固，提议加以改装。

典狱长看过报告后决定亲自查证相关情况。经查N.O和R.S两幢监房（今5号监、8号监）的失窃时间为当月16日上午10时至17日上午9时，据此可知当日值日勤和夜勤的主管是谁。后查实N.O监房日勤主管为38号看守，夜勤主管是19号看守和204号看守；R.S监房日勤主管是4号看守，夜勤为154号看守和228号看守。

与此同时，为排除安全隐患，典狱长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吩咐有关职能机构与救火会联系，更换或修理被损坏的消防器材，恢复健全监狱的消防体系；二是向上级主管汇报事发情况；三是组织落实人员侦查失物下落，指派一等看守长朱某会同两名看守，前往各旧铜铁收购点作秘密巡查，觅得线索后追寻犯法者。虽然几天侦查下来毫无线索，但大家都知道嫌疑最大的就是那几个值勤主管。

事后典狱长考虑到，偷盗监狱的消防设备，涉及到的当班看守较多，均有作案的可能，但究竟谁是盗窃者一时也难以确认，尽管经济损失并不大，但对外影响恶劣，如果兴师动众彻查，若有媒体渲染此事，司法机关将颜面尽失。于是，典狱长决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撤回了几名外出秘密调查的看守，只修理损坏器材、补充遗失物件，便草草了事。

典狱长两次被判“汉奸罪”

沈关泉，上海人，1903年生，早年在金陵路从事印刷业。1920年9月，沈关泉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职，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他先后就任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代理典狱长、典狱长。

沈关泉在任内调用500名囚犯，押往舟山群岛泗礁山等处，为日本人修建鱼雷洞、汽车洞、炮台等军事设施，其中有50余人因不堪折磨而死亡，还有一部分人因病造成后遗症。

此外，沈关泉还串通作业科科长徐泉源盗卖狱中的生产资料，比如大批纸张、白布、废铁、紫铜等。1944年7月23日至24日，沈盗走24块镍（计400磅）、41张新铅皮、11桶油漆（每桶100磅）；12月盗走紫铜1500磅和黄铜600磅；他甚至还盗走给市警察局制作制服的呢料23匹、囚犯衣料斜纹布74匹，以及美国产白纸10多车等。沈关泉盗卖物资所得的钱款，除了少数用于监狱管理人员的福利外，大部分都落到了他自己的钱袋里。沈关泉还利用职权克扣犯人囚粮，利用犯人的释放、保外就医收取家属的好处费。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的多名管理人员联名举报典狱长沈关泉。上海地方法院受理该案，于1946年4月23日初次开审，旁听席上坐满了监狱职员。在法庭上，沈关泉一味狡辩，推卸责任，并请来2位律师进行辩护。由于人证物证确凿，同年11月，沈关泉以汉奸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徐泉源判1年半。当时的《申报》《新闻报》都刊登了相关新闻。

后来，沈关泉上诉，被上海高等法院改判7年，徐泉源被改判1年，两人都被关入提篮桥监狱服刑。1948年12月，沈关泉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沈关泉再度被人举报，于1952年4月收押，因汉奸罪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25日再次关押入提篮桥监狱。7月10日上午，沈关泉在3号监房自杀，走完了他49年的人生之路。

看守离奇死亡在厕所

1948年11月10日下午，值夜科员周凤元、汤福钧在位于提篮桥大门院内的8号公房（今监狱办公楼1号楼）的厕所内，发现监狱第26号看守金瑞良(40岁，浙江玉环人)下身赤裸，仰卧于便坑上，不省人事。他的大腿两股各有铁器烙痕一道，状如漕沟，后送公济医院救治无效死亡。经地检处剖验，金瑞良是被热铁烙毙的。

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检察官暨法医检验后，初步验明金瑞良是死于他杀。可是死者身上的钱款还在，说明凶手并非为财。金瑞良的尸体由其在上海工作的弟弟领取后，被送往闵行安平公墓埋葬。检察官侦讯了报案人汤福钧，以及与金瑞良经常接触的人员，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的作案嫌疑。

这桩离奇命案发生后，提篮桥监狱上报了司法行政部，时任部长谢冠生十分关注此案，下令详查。11月24日，提篮桥典狱长孔祥霖再次致函地检处，请求另行开棺检验。地检处同意照办，定于11月25日上午派员赴闵行将金瑞良的棺木运至常德路验尸所，会同法医研究所、上海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提篮桥监狱、提篮桥警察分局等有关人员一起到场检验。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但是尸身上的伤痕仍清晰可见。法医研究所所长兼上海监缺医院院长孙逵方，将死者的受伤部位剖下，连同心脏也一并取下。然后，一行人乘车来到案发现场，由孙逵方、孔祥霖、霍春生等详加勘察，并当场传唤涉嫌看守王某、丁某侦讯。由于王、丁二人供词互相矛盾，检察官认为大有嫌疑。次日上午，有关人员再次到监狱找人询问侦查。

经过几天的深入调查，刑侦、医学、心理学等专家共同分析后认为：案发地点在壁垒森严的监狱集体宿舍内，一般人不能进入；死者金瑞良生前待人和善，不赌不嫖，在社会上也没有仇人宿怨，案发后其个人物品完整无缺，可排除财杀、仇杀、情杀的可能性。然而，金瑞良因与妻子长期分居两地，让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病态的需求，导致最后误用极端的方法寻求感官及皮肉刺激，不幸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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