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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冯梦实
经营废品店的一对小夫妻，在某公司保安游说下决定参与他们的监守自盗，具体任务是对盗窃后的钢材进行运输和销赃。
案发后经鉴定，被盗的钢材价值35万元，已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程度，依法将被判处十年以上的重刑。
更雪上加霜的是，小夫妻都被认定为主犯。而他们的孩子尚嗷嗷待哺，家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保安策划实施监守自盗
2012年11月，在某公司担任保安的王友泉打起了自己公司库房里那些钢材的主意，打算弄一批出来卖掉。
通过到处打听，他找到了经营一处废品回收站的罗志强夫妇，并将自己偷运钢材出来的想法和盘托出，要求他们收购自己偷出的钢材，并提前准备好运钢材的车子。
筹划停当后，王友泉想到自己还有一个搭班的同事韩国栋，如果偷钢材的事不跟他通个气，万一当晚被他发现张扬开，自己的计划就会功亏一篑。
于是几经试探之后，王友泉把自己偷卖公司钢材的想法也告诉了韩国栋，并让他尽量配合。
计划动手的当晚，罗志强的老婆按照王友泉要求，让罗志强的弟弟先来到公司，翻窗进入公司仓库找到要偷的一批钢材，确定钢材位置等情况后又翻出公司。
随后韩国栋按照王友泉的指示切断了公司监控设备并打开大门，放王友泉和罗志强的弟弟随装货车辆进入公司，将该公司仓库内价值35万余元的钢卷、钢材窃走。
最后，罗志强将这批钢材销赃到了浙江。
在犯罪得手后，公司起初确实未发现丢失钢材。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等到公司发现此事并报案后，这个王友泉原本以为天衣无缝的犯罪计划很快就被公安机关破获，涉案的五人也先后被抓。
案情简单被告人全认罪
经过审讯，五名当事人都表示认罪。
2013年3月，五名被告人到案后，先后以涉嫌盗窃罪被批捕。检察机关初步认定王友泉和罗志强夫妇是主犯，罗志强的弟弟和另一名保安韩国栋是从犯。
由于罗志强夫妇刚刚有了孩子，且孩子年幼尚需哺乳，此时父母双双面临刑罚，家人感到十分惶恐。他们找到我，希望我能担任罗志强的辩护人，为他争取尽量轻的刑罚。
在接手案件后，我感到此案的案情相对简单，但所盗钢材的价值已达到“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程度，主犯无疑面临十年以上的重刑。
正在我有条不紊地研究案情，确定辩护思路和策略时，忽然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
当时，“两高”恰好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一新解释对盗窃罪“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等情形作了新的规定，其中规定“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为 “数额特别巨大”，同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我立刻意识到，如果本案在上海新的地方标准实施前起诉，那么罗志强将面临十年以上的重罚。
但如果在地方标准实施后起诉，按照上海的情况，35万元很可能仍属于“数额巨大”而非“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量刑应在3到10年之间，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庭上辩护取得良好效果
为了确保被告人的权利，我决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检察官及时沟通，以免案件被从速办理，同时密切留意上海相关标准的修订情况。
在沟通协调的过程中，上海盗窃罪新的量刑标准公布，盗窃35万元属于“数额巨大”，量刑幅度为3年以上10年以下，这给当事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希望。
但是，仅寄希望于量刑标准的修订显然是不够的，我感到本案在具体的主从犯认定上也存在辩护的空间。
在我看来，经营废品店的罗志强在该案中应属于从犯，而非检方认定的主犯。
对于主从犯的区分和认定，法律规定得较为笼统。
在开庭时，我结合本案事实及相关证据，从犯罪预备及犯罪完成逐步分析罗志强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
我指出，本案策划和提出盗窃钢材的并非罗志强，而是保安王友泉，罗志强没有到盗窃现场实施具体的盗窃行为，仅是为了获得利益，应王友泉的要求配合他进行盗窃，起到的作用较小，应当实事求是地认定他和妻子为从犯，并从轻减轻处罚。
最终法院审理后基本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由检方起诉时的三名主犯改为仅认定王友泉为主犯。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判决，判处王友泉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另一名保安韩国栋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罗志强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罗志强的妻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罗志强的弟弟有期徒刑三年。（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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