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教育“进退两难”的尴尬

　　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到了上学的年纪却被送回安徽，上了一所民办寄宿制学校。

这是一群“候鸟学生”，学校上一个月课放10天假，放假的时候学校安排车送他们回上海。

他们的户籍在安徽农村，但心中的家在上海，虽然那里没有他们的户口、房子，但有他们的父母。

要么是流动儿童，要么是留守儿童，甚至是既流动又留守的再迁儿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冠以这样的名称。“我不想给他们污名化，只是想用这个名称凸显他们依然面临教育的障碍。”韩嘉玲说。

近日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呈现了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比较了各地政策的友好程度差异，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特别关注了回流儿童、再迁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育，并通过对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的梳理，展现了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动态。

新型城镇化下的流动儿童

蓝皮书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之下，产生了两类新的流动儿童群体：回流儿童和再迁儿童。前者受限于升学政策或城市人口疏解政策，选择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读书，而后者则选择“离城不返乡”，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或家乡周边的城镇学校就读。

两类儿童流动的现象之下还伴随而生了“随迁父母”，即家庭为了子女教育选择让一方父母进行陪读，照料其子女生活，为了教育而再次流动。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表面上是面临不同境况的两种人群，实际上却是身份可以相互转换的同一群体。”韩嘉玲说。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人口城乡大迁移而产生。大量农村人口为改善家庭生计涌入城市，在城市长期生活，生儿育女，他们的孩子可能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成为流动儿童，或者留在家乡生活，成为留守儿童。

蓝皮书显示，2005年至2010年，我国流动儿童数量由2533万人增加至3581万人，到2015年降至3426万人。但是，不同年龄段的流动儿童规模变化趋势截然不同，低龄段人数在增加，大龄段人数在减少。比如，2010年至2015年，15岁至17岁的流动儿童规模减少了264万人。

这是因为，一部分早年跟随父母外出务工的儿童，在高中阶段返回家乡。

据蓝皮书分析，从国家政策方面看，我国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可概括为：明确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各区域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政策，因而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呈现出较强区域特征。

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带吸引了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2015年，全国流动儿童大约四分之一集中于这3个经济带。自2014年开始，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开始疏解人口，流动儿童在这些地方的入学门槛提高了。

在差别化落户的政策下，各地纷纷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并不断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韩嘉玲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彰显了流入地政府为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担当，但从现实层面来看，部分城市对常住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仍有待加强。

回乡后的“水土不服”

韩嘉玲带领研究团队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选取了上海城市周边的4所学校，包括两所中学、两所小学，访谈调查了100多名从上海返乡求学的学生，他们多数人在上海出生长大，为了上学独自返乡，到寄宿制学校求学。

在访谈中，研究组了解到很多孩子返乡后身上长出疹子，当地人认为是“水土不服”，建议把上海带回来的土和当地的水合到一起，让这些孩子喝下去，“水土不服”的症状就可以不治而愈。据他们说，很多孩子的疹子真的通过这样的办法治好了。

事实上，除了身体上的“水土不服”，回流儿童返乡后还面临诸多方面的不适应。

首先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很多孩子在上海等大城市长大，当他们回流到二三线小城市后，生活环境一落千丈，寄宿制学校的窗户外大都是农田或郊外，和上海的环境有天壤之别。有的学校住宿条件也不好，使一些孩子出现健康问题。

回流儿童的“水土不服”还体现在学业上。

由于学制和教学内容的差异，一些回流儿童在学习上感觉很吃力。比如，上海实行的是五年小学四年初中制。返乡之后，当地实行六年小学三年初中制，很多孩子在学业衔接上有很大困难。

学校文化的突变也给回流儿童带来困难。家乡的老师喜欢说方言，没有从小生活在当地的孩子难以理解老师的讲课内容。

还有，师生关系也发生转变，很多孩子反映，上海的老师非常有幽默感，师生关系融洽，返乡之后发现家乡的老师比较凶。

他们跟当地学生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在待人接物和礼貌用语方面有很大差异。

寄宿制学校的封闭管理，让回流儿童像被关进笼子里的小鸟。他们有很大心理落差，开始寄宿后不但思念父母，还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

蓝皮书基于2015年10月在河北和四川5县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17000多名四、五年级学生的调研数据，对回流儿童的基本特征、学业与心理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数据发现：

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比例也更高，达到22%。

而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非回流儿童，抑郁的风险都在60%左右，其中，回流儿童的抑郁比例更高，达到64.26%。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发现，很多孩子是上了幼儿园或者一二年级回流。

“他们在城市的时候，心理状况算是好的，只是回去以后大部分学业表现不好。他们不开心，不是简单的不开心，是相对其他群体显得抑郁水平较高。当然，如果父母陪着回去的孩子心理状况会好一点，更早回去的话，可能孩子的学业受影响稍微弱一点。”宋映泉说。

提升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

蓝皮书还提出了一种此背景下不同于从城市“回流”乡村的流动新现象：部分家庭选择让子女“离城不返乡”，在大城市附近的中小城市辗转就读，或是让儿童回流到户籍所在地的城镇接受教育。其中，选择让子女再迁去附近城市就读的重要原因是便于流动家庭的团聚，而选择让子女回流但不返乡，去往就近城镇的学校就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质量。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再次流动。

新的再迁儿童现象跳出了传统“城市—乡村”的钟摆式流动模式，背后是不同流动家庭对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家庭选择与父母期待。

依靠就近城镇化、教育市场化以及家庭内部再分工，农民工家庭子女在城市间的再次流动成为可能。这种流动现象的特质、机制及影响需要特别关注和进一步考察。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如果教育不好，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等结构性问题就会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所长王春光表示。

2000年以来，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下，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没有人口疏解压力的中小城市逐步放开落户条件，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也更加宽松。但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在严控人口规模的要求下，纷纷出台各类人口疏解政策，流动儿童的教育形势愈发严峻。

蓝皮书建议，地方政府应加快落实中央要求，以常住人口为指标来制定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规划。从基本公共服务普遍性原则出发，更关注社会底层群体。

流入地城市应扩大学位供给，简化积分项目和入学程序，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以更精准地提升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

随着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破解，流动儿童平等地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政策性障碍将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将成为考验全社会包容性的重要方面。

社会融入不仅仅是流动儿童与家庭单方面地融入主流社会，更需要流入地社会对流动儿童的接纳与包容。

蓝皮书倡导本地家庭改变对流动儿童的刻板印象，鼓励孩子与班级、学校中的流动儿童交往。学校应积极创造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机会，增进双方的互相了解。同时，还应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交融与学习。

（综合整理自民生周刊、公益时报）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