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政权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就对贪污浪费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多次重申将对一切贪污浪费等腐化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在毛泽东主持下,首部相关法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颁布并施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完整针对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作者 缪平均
《炎黄春秋》编辑出版
检举信与案外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工农监察部设立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在反贪污浪费斗争中,这些控告箱起了重大作用,一些贪污腐败分子由此浮出水面。
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检举信,检举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的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皮袄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已,还强行多占公田;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区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凡是有用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他贪得无厌,弄到东西送给他的情妇……”另有知情人检举:谢步升在1927年时,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了,劫走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去年,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
鉴于案情重大,时任苏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犯罪事实。没料到这一查,竟查出了另外一桩触目惊心的案外案。
被害人谢深润与谢步升同村,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两人感情甚笃。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没有同行,而是继续做贩盐、贩米生意。苏区开展丈田划阶级成分时,群众根据谢深润的家庭状况要给他定富农,谢步升却凭手中的权力,力排众议,硬是给谢深润定为贫农。谢深润因此既保住了田,还分得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一家人对谢步升很是感激。为报答谢步升,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请谢步升来家坐坐;谢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样,有事没事就往谢深润家钻。
一天,谢深润出门做生意去了,谢步升又来到他家,朱秀秀做了几个菜给谢步升下酒。喝到深夜,谢步升乘着酒兴将朱秀秀搂进怀里。自此,谢步升来得更勤了,只要谢深润一出远门他就来。一天午夜时分,谢步升与朱秀秀正相拥而睡,谢深润突然回来了。谢步升知道这屋子无后门,慌忙钻进床底下躲起来。谢深润半路返家是因钱没带够,而他的钱恰好藏在床下。谢深润点灯朝床底下一照,却见谢步升蜷缩在床下。见“老搭档”这般无义,谢深润顿时火冒三丈,操起木棍就打,谢步升乘夜夺路而逃。谢深润一气之下,说要到政府去告他。谢步升一不做二不休,先反咬一口,说谢深润恩将仇报诬陷他,后又编造证据,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风,诬陷谢深润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从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活动。不久,谢步升指使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了。起初,朱秀秀不知道丈夫已被杀害,还常去向谢步升求情放人。得知真相后,她忍不住心中的愤恨,跑去与谢步升厮打。谢步升反用拳脚殴打朱秀秀,并威胁说:如不老实,同你丈夫一样的下场!
加快调查速度
面对这些调查人员提供的新情况,何叔衡非常吃惊,并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严肃地对何叔衡说: “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何叔衡指示调查人员加快调查速度,迅速由外围转入内线调查取证。调查人员很快发现,谢步升的妻子杨氏已经“改嫁”。经过辗转查寻,调查人员在云集牛坑杨氏的一个远房表姐家找到杨氏。据杨氏表述,谢步升在两年前就与一“妖婆”相缠,至今还有往来。谢步升嫌妻子碍事,竟暗中将她卖给一个外村光棍当老婆。明里则告诉邻里乡亲说她回娘家去了,过了几个月又说她改嫁了……杨氏也向调查人员反映了谢步升的贪污犯罪事实:1930年谢步升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时,将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拿回家藏起来,还挑回了上百斤食盐,拿回衣物数件;在一苏大会前夕,他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又将三千多斤剩余大米私自卖给大米商……
仅仅两天,调查人员就掌握了谢步升贪色贪财的犯罪事实。掌握苏埃政权基层印把子的腐败分子在背后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此风不刹,何以了得?面对调查材料,何叔衡决定:马上逮捕谢步升,并报告中央政府给谢步升以最严厉的惩处。
谢步升被关押,但其后的调查工作却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某些人为报私仇借机发难。他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于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即通知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调查组释放谢步升,称谢步升的问题由中央局调查处理。何叔衡十分气愤。他不同意放人,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他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去向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就无法举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央工农检察部及时处理谢步升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1932年5月5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5月9日下午,在瑞金城西东坑村附近的山冈上,谢步升被执行枪决。
消息传来,苏区上下反响强烈,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分子的勇气和决心,都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这次宣判会后,何叔衡又一鼓作气查出了中央总务厅赵宝成、左祥云、徐毅等特大贪污案及其他案件,使一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受到严惩。
训令的出台
从1933年8月开始,在毛泽东、项英等人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并及时在中央苏区公布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贪污浪费案件。对这些案件中涉及的浪费款项等犯罪事项均予以披露,《红色中华》报也做了公开报道,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撼。
自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一个个蜕化变质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条文,造成临时最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从思想上意识到,必须尽快制定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浪费而群众也都普遍认为合适的法令文件出来。他找到项英,以及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中央苏区司法部代部长的梁柏台等同志,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此,从法制上反对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课题,摆到中央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面前。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方征求群众意见,一份专门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诞生了。
1933年12月15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署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用石印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苏区广泛张贴散发宣传。同时在二苏大会前,为了扩大影响、配合开展斗争,项英又指示中央工农监察部草拟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指示信,报经毛泽东审定后,与上述《训令》同时在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第二版显著位置上公布发表。
《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属机关报,是在中央苏区各机关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消息,都是通过该报发布的。从中央直属机关到基层苏维埃政府人员,大家几乎同时从《红色中华》报上获悉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重大决策。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24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一次大声呼吁:“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地用力。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认同与共鸣。会场内外不时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表明了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与自己队伍中一切贪污浪费行为进行斗争的决心和心声。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该训令及指示信号召中央苏区所属广大军民人人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检举和惩治所属单位机关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以训令为标准,从1934年初开始的这场与反贪腐、反官僚主义相结合的群众性“反浪费风暴”在中央苏区各机关全面开展,力度空前,席卷整个中央苏区,其规模与声势都非常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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