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年龄信息的勘正应“排除合理怀疑”

　　沈烨  何祥琪

通常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事实的确立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但证明标准的适用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域外法治实践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证明标准均作出了多元化、层次性的制度编排。

我国则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了提高和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种情形即属于提高证明标准的情形。而对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的证明，只需达到“可能性较大”的证明标准，则属于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除却上述条文之外，民事诉讼中是否还存在一些需要提高或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对此，笔者持肯定意见。现以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为例进行分析。

2020年1月，甲因交通事故身亡，后甲的配偶、子女将驾驶员及相关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甲的户口簿、残疾证及身份证上登记的出生年月均为1940年8月，但原告主张甲实际出生于1963年11月，并提供甲的母亲乙（1929年出生，已死亡）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登记表中载明甲出生于1963年11月）、派出所及村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甲与丙（甲兄，1957年出生）及丁（甲姐，1961年出生）的DNA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被告认为，原告仅凭前述证据不足以推翻户口簿、身份证载明的信息，即使信息登记错误，也应由公安机关作出勘正，故死亡赔偿金等损失仅认可按照5年计算。

对于如何认定甲的实际年龄，存在三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户口簿、身份证系证明自然人身份信息最为常见、直接、有效的证据，亦是除出生证明之外，法定的证据形式。且甲残疾证所记载的信息与其户口簿、身份证一致。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户口簿、身份证所记载的甲的出生日期，应按照甲出生于1940年8月计算死亡赔偿金等损失；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对于“甲实际出生于1963年11月”这节事实的证明力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判决支持原告诉请；第三种意见认为，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甲的实际出生时间并非1940年8月，对于错误年龄信息的勘正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需进一步补足本案证据内容，以形成完整证据链。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法律事实的认定应当符合自然规律。

本案中，甲与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姐之间的年龄差均可反映出甲的实际出生时间不可能为1940年，如果径行以户口簿、身份证登记信息确认甲的年龄显然有悖于自然规律。对于自然规律，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可认定甲的实际出生时间晚于1940年。

其次，应根据法律文义确立待证事项的证明标准。

《民法典》《民法总则》均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前述法律条文使用了“足以”的表述方式，类似措词在实体法中的具象呈现，实则体现了立法者希望对该类审查事项设定更高证明标准的意图，司法者理应予以合理回应。本案中，甲年龄信息的认定并非程序性事项，直接关涉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属于重要的实体事实。且公安机关登记的户籍信息本身即兼具公示效果及公信力，对于行政登记信息的勘正，理应秉持审慎、谦抑的态度。综上，对于甲年龄信息的勘正，应适当提高证明标准。

最后，对于证明标准的提高，法官应主动作出释明，并合理发挥能动意识，以破解当事人的证明困境。

原告提供的初步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甲的真实年龄，针对证据链上的缺失，经由法官释明，原告进一步提供了甲户籍迁移情况的相关证明、甲的父亲戊（1931年出生，已死亡）退休时的内档材料及甲之兄姐的户籍信息，前述内档材料亦载明甲出生于1963年11月；此外，法官主动与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取得联系，经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实地走访调查，向法院反馈了调查结果，再次明确了甲出生于1963年11月。根据在案证据的补强情况，最终对甲的年龄信息进行勘正，并据此核算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切实彰显了个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020年底，我国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准确、详实的人口信息不仅关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完善，同样会影响到公民个人权益的兑现。透过本案，足见人口普查工作的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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