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实践研究

　　【内容摘要】同类解释规则的构造决定了其无法作为兜底条款解释的原则，其本身也无法实现其欲达到的规范功能。以同类解释规则为理由，否定适用兜底条款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入罪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当回归一般的解释方法，将同类解释规则消解在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之中，并结合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合力得出解释结论。适用兜底条款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具有相应的教义学根据。

【关键词】哄抬物价  同类解释规则  兜底条款  非法经营罪

□黄云飞

一、调研背景及争议问题

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经常会出现商家哄抬物价的现象。相关司法解释均将疫情等灾害期间哄抬物价、情节严重的行为通过适用《刑法》第225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规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近期，“两高”也频繁发布将哄抬物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典型案例。疫情期间大量哄抬物价行为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现时的社会背景导致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明显看出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中兜底条款适用的重大影响。

对于上述司法解释，理论上还是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相关规定不符合同类解释规则，是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不当解释。问题在于，理论上能否通过同类解释规则直接否定将突发事件期间哄抬物价行为通过非法经营罪入罪的可能呢？对于兜底条款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二、同类解释规则的规范反思

同类解释规则是体系解释在条文内部的具体运用，其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文本条件，但是同类解释规则的这一构造导致其无法作为兜底条款解释的原则。首先，同类解释规则作为体系解释在兜底条款上的具体应用，决定了其只是一种解释理由而不是法律原则，其适用不具有强制性。其次，同类解释规则仅限于法条内部的体系思维决定了其本身的局限性。在刑法之外，还存在着众多与其相关的前置性规范。在对兜底条款进行解释时，不能仅限于其所在的法律条文内部，还应该充分考虑刑法以及相关的前置性规范。最后，由于我国当前的刑事立法技术不成熟，兜底条款大多存在于非典型的例示法条文当中，并不是所有兜底条款都具备适用同质解释规则的文本基础。

同类解释规则的规范功能，在于合理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然而，依靠同类解释规则实现其规范功能的理想，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首先，刑法中涉及兜底条款的条文较多，类型复杂多样，每个条文都有其特定的立法目的，都对应着复杂的社会问题，试图用一个同类解释规则去解决所有兜底条款的明确性问题，力有不逮。其次，同质解释规则是基于文本分析的体系性思维，而文义和体系经常留有规范意旨缺陷，可能会不当扩大或者限制犯罪的成立范围。

三、兜底条款的解释方法：以疫情期间哄抬物价为例

以同类解释规则作为兜底条款的解释原则甚至是定理，只会掩盖其他应有的思考，不符合刑法的精细化要求。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回归一般的解释方法，将同类解释规则消解在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之中，并结合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合力得出解释结论。

哄抬物价即经营者故意抬高商品价格进而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通过适用兜底条款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具有相应的教义学根据。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市场“无形的手”所形成的市场秩序，还是政府“有形的手”调控形成的市场秩序，都是非法经营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疫情期间哄抬物价确实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既然前置性规范已经对哄抬物价行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那么就应当在《刑法》中有所体现，否则只会架空和虚置前置规范，这不符合刑法作为二次法的定位。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入刑是从包括刑法和经济法在内的整体法律体系得出的一种体系解释的结论。再次，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说，哄抬物价行为入刑在1979年《刑法》中具有相应的历史渊源，而且现行刑法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将哄抬物价行为入罪的可能。最后，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说，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入罪符合立法目的。一方面，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符合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对于非法经营罪而言，其是为了保护市场秩序，如前所述，疫情期间哄抬物价无疑侵害了市场秩序，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构成要件解释的功能，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有必要基于适用时的目的性衡量对立法目的进行控制，只要其不违反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在疫情期间对于社会秩序的调控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严重扰乱了疫情防控秩序，从而产生了公共政策的需要。将这一公共政策需求纳入非法经营罪立法目的的考量，并通过目的解释的渠道将疫情期间严重的哄抬物价行为入刑，通过充分利用法条形成规范合力，避免了法律规范的供给不足，可以认为是合理的。

虽然将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哄抬物价行为入罪具有相应的教义学根据，但在实践中对该类行为的入罪还应慎重。作为一种行政犯，对于情节轻微的，应优先通过行政手段处理。通过行政法和刑法的配合，达到最优社会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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