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在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邀请下,已经77岁的爱尔兰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偕夫人,乘坐英国 “皇后号”轮船访华,途经印度、新加坡,到访北平、上海、秦皇岛等地。虽然他在上海只停留了短短8个小时,却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亲历者鲁迅说:“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厉害……”
萧伯纳一行下船下,先到浦江饭店与同期在沪访问的“外国知名友人团”进行了礼节性见面。也有说法是,萧伯纳先参观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再到的饭店。离开浦江饭店后,萧伯纳应邀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会见蔡元培,接着来到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宋庆龄共进午餐。
萧伯纳在午宴上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一名初次访华的普通游客一样,好奇地学习如何使用筷子。侃侃而谈时,方才展露大师的魅力,无论是戏剧、美食,还是家庭、战争,他都能生动诙谐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萧伯纳认为“编剧是不可能从学校里学到的,应该从人生中去学习”。
作者:玛蒂娜
《上海滩》编辑出版
郁达夫说“我们正预备热烈欢迎萧老”
萧柏纳在思想上一直崇尚人道主义。他认真研读《资本论》,公开声言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萧伯纳联合各国著名人士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民族独立和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反帝同盟”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到中国访问,其中便有萧伯纳。
1933年,萧伯纳来了。
上世纪20年代中国话剧运动正蓬勃开展,萧伯纳创作的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就被搬上过上海的舞台,与莎士比亚、易卜生的作品相提并论。此后,上海读者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一直保持着高度热情。萧伯纳到访中国期间,他的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正在上海的媒体上连载。因此一听说萧伯纳要来,大家都兴奋不已。郁达夫公开表示:“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
宋庆龄两度登船悄然接走萧伯纳
1933年2月16日傍晚,“皇后号”抵达上海吴淞口。因为船体庞大,船上的游客需用小船接驳,颇费周折。
第二天早晨,一个由400余名上海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粉丝团”出现在码头,他们手举写着“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萧,要反对日本进攻华北”“欢迎反帝国主义的先锋萧”等标语口号的横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其中有一条英文横幅颇为引人注意,“W elcome to our Great Shaw”,一个“Great(伟大的)”包含了所有的致敬之意。有意思的是,音乐家聂耳也是萧伯纳“粉丝团”的一员,当时他才21岁,和所有文艺青年一样热衷写日记。所以,他将当天的情形如实记录了下来:
我上午九点到码头的时候,发现“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旗帜下已经站满了熟人。老G(“电影皇帝”金焰)见了我,一如既往地行了“捏耳朵”的见面礼。我与文艺界的同行们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热切期盼着萧伯纳的出现。
他们一直站到下午1点,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却仍没见到萧伯纳下船。此时有消息说萧伯纳已被宋庆龄接走。于是,一部分人离开了码头。剩下的人依旧不死心,对着黄浦江望眼欲穿,又等了一会,才失望地散去。聂耳回忆说:“也有因此而不断咒骂的。”
在“大文豪”这个身份之前,萧伯纳首先是“国际反帝同盟”的“钦定”作家。身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的宋庆龄,不可能突发奇想半路把萧伯纳“劫走”,而是前日傍晚就与杨杏佛等人郑重其事地登船拜访,然后于次日清晨5点再“二顾茅庐”登上“皇后号”,与萧氏夫妇共进早餐并约其上岸。《宋庆龄年谱》中记载,共进早餐是“应萧伯纳的邀请”。与宋庆龄有长期交往的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记述:“萧伯纳只要求见孙夫人(宋庆龄)一个人,他甚至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最后是宋庆龄用诚意打动了萧伯纳,他才下了船。如此说来,久等的人们非但不该怪罪宋庆龄,反而应当感谢她才是。
洪深无奈用《迎萧灰鼻记》交差
别说初出茅庐的聂耳无缘接见,连带着采访任务的海上知名剧作家洪深也没能约见成功。洪深当时的压力很大,一方面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的领导要求他邀请萧伯纳参加饭局并发表演说,另一方面《时事新报》还约他写一篇采访稿。他想,萧伯纳的饭局显然是约不上的,但采访或许还有些许机会。于是,他给昌兴轮船公司(负责接驳“皇后号”的船公司)打了无数个电话,但还是没问出一个确切的访谈时间。
“皇后号”抵达当晚,洪深与其他几家报社的朋友索性去轮船公司坐等。昌兴的经理露面表示,在一天内已经至少拒绝了200个新闻记者,船长说就是“批条子”也不行。洪深只得写了一篇《迎萧灰鼻记》给了《时事新报》。有意思的是,这篇稿子居然被采用了,可见萧伯纳的名人效应有多大。其实,洪深后来还是见到了萧伯纳,因为英语能力强,他入选了官方记者会名单,是六名代表之一。
《申报》如愿以偿拿到了独家采访权。在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生活书店也很有眼光,在《申报》连做两期广告,推销萧伯纳的书。更加令人赞叹的是,一周后鲁迅的野草书屋竟然也为这8小时的造访专门出了一本叫《萧伯纳在上海》的书。
鲁迅喜欢被自己讨厌的人所讨厌的萧
鲁迅被蔡元培派去的车匆匆接来赴宴时,午宴已过半,萧伯纳对鲁迅说:“这位‘中国的高尔基’比高尔基本人还要漂亮。”鲁迅自信而又幽默地回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后来,萧伯纳看到时年39岁的梅兰芳,也夸他“驻颜有术”。饭后大家在院子里散步,上海已经阴霾了好几日的天空突然放晴,有人说“萧老好福气,能在多云喜雨的上海看到太阳”。萧伯纳眨着一双碧绿的小眼睛,淘气地说:“应该是太阳福气好,在上海见到了萧伯纳。”
下午,萧伯纳一行抵达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见面会,胡适、徐志摩、郑振铎、邵洵美等都是该笔会的会员。一大群记者很早就拥堵在分会门口,萧伯纳见状承诺:“30分钟后请大家派六名记者代表去宋宅,我愿意接受采访。”
在这场见面会上,还出现了另一位大师,他就是梅兰芳。梅兰芳将自己录制的唱片送给萧伯纳,并当场清唱了一段《汾河湾》。本就对中国京剧很感兴趣的萧伯纳听得如痴如醉。听罢,他问梅兰芳,演出时观众需要静听,为何京剧中却是锣鼓不断。梅兰芳回答,中国戏其实也有安静、不敲免打鼓的时候。此外,梅兰芳还从北平给萧伯纳带来了一套泥制京剧脸谱工艺品,以及一件自己穿过的戏服,由邵洵美在临别时献给萧老。
从伦敦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归国的黄佐临也是当日的与会嘉宾之一。萧伯纳在送给黄佐临的相册上题写道:“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盛典将是中国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的创作。”
那天,叶公绰、张歆海、谢寿康等人都来了。鲁迅在事后写了《萧伯纳颂》《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三篇文章,以纪念这位杰出同行的上海之行。有意思的是,鲁迅的行文仍是一如既往的辛辣:“与会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人,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式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由于林语堂一直滔滔不绝地与萧伯纳交谈,鲁迅都没能插上几句话,因此他的话里多少有些“醋意”。对于见面会后的合影,鲁迅说:“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矮小了……假如再年轻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体操。”
鲁迅与萧伯纳的身上同样有“烟火气”,也因此多了几分可爱。鲁迅曾说:“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而他们大抵却不喜欢萧。被我自己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回国后的萧伯纳记不起一个中国名人
2月17日晚上6点,萧伯纳结束了上海之行,乘船北上秦皇岛。鲁迅当晚回到家后就同瞿秋白谈了感受。瞿秋白与鲁迅的交情甚好,瞿曾多次在鲁迅家避难。他们商量着要出一本书来纪念萧伯纳的此次行程,由鲁迅作序、瞿秋白编辑,许广平和杨之华两位夫人则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一周后,《萧伯纳在上海》由野草书屋出版发行。简单读一段鲁迅所写的序: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许杰在2月19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绅士阶级的蜜蜂》一文,文笔比鲁迅直白,因此更浅显易懂些。他说:“萧伯纳是英国绅士社会的一只蜜蜂,他有刺,他也会酿蜜。不过,他所酿的蜜,却是甜中带酸的。”奇怪的是,萧伯纳对这次“中国行”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回忆。有名记者代表在采访时问他对中国的印象如何。萧伯纳回答说:“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有人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不是文人,是个武人,杀死过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萧伯纳所表达的,其实是对政治权力的嘲讽。
回到英国后,旅英华人剧作家熊式一向萧伯纳问起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萧伯纳仅说“到中国是为了去看万里长城”;熊式一又问他见过哪些中国名教授、名作家,萧伯纳的回答是“一个也记不起来了”;熊式一再问“对中国京剧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萧伯纳没有提梅兰芳,只说“戏园子里茶房扔手巾的把式令人赞叹”。
萧伯纳应该是在故意回避问题,因此才以顽皮而又随意的态度示人。1950年11月2日,萧伯纳在寓所病逝,享年94岁。他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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