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上海地区的犯人会被流放到哪？

　　□徐家俊

流放，又称流刑、充军，它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是统治者将犯法的人强制遣送到边远的地方服劳役或充军入伍。流放又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  （《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从而体现仁政和慎刑。那么，清代时，上海地区被判了流放刑的犯人会被流放到哪里呢？

中国古代自汉初开始，到隋唐以来各朝代，逐渐形成了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其中笞、杖、徒、死四刑，司法实践相对较为简单，历代的变化不大，但是，流放刑的司法实践则不断递延变迁。

流放刑中具体的流放对象和流放地点各朝代因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变化较大。如《宋史·刑法志》载：“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

另外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等古籍中也有记载。古典小说《水浒》中曾写到林冲被高俅陷害充军沧州，武松被充军孟州。

明清时期，从军犯人起解均有期限规定，违限要受处分。犯人的充军地点变化较大，如洪武年间集中于云南、北平、大宁、辽东等地。清初对于被处军、流的犯人，有的送往八旗为奴，有的发往荒芜及边远地区。当时流放地主要在东北地区，一般集中在尚阳堡（今辽宁省开原县境内）、宁古塔（有新、旧两城，两城相距25公里；旧城位于今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旧街；新城位于今黑龙江宁安市）、卜魁（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如宁古塔曾经接收的流放人员中，就有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著名诗人吴兆骞、江南名士金圣叹的妻女和思想家吕留良的家属。

后来流放地从清代的“龙兴之地”的关外转向内地，去新疆（包括乌鲁木齐、伊犁、乌什、叶尔羌），如林则徐、纪晓岚曾经流放新疆。犯人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制定并多次修订了《军卫道里表》《三流道里表》和《五军道里表》。

清雍正八年（1730年）首先编定了《军卫道里表》，按照省份，把全国划分为16个地区，每一个地区以府为单位，根据犯人的罪行轻重分为若干等级，每一个等级按照一定的道里数，向该地区流放。

乾隆八年（1743年），纂修了《三流道里表》，后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嘉庆十六年（1811年）先后作了两次大的修订，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全国各省相对比较合理分拨流犯，分为流放2000里、流放2500里、流放3000里三个等级。从被流放犯人的所在府开始，按照2000、2500、3000里三个不同的标准，对应到具体的省、具体的府进行安置。

总的原则是，将流放犯流放到贫瘠荒凉、生活艰苦的地方。除了京城周边的顺天府、直隶省，满洲的奉天府、锦州府以及湘鄂川贵等与苗疆接近的地方以外，当时全国18个行省几乎都有了流放地，使流放的犯人均匀分布到各地。

清代，现上海地域范围内，以苏州河（吴淞江）为界，划分为两个区域，河的南面和河的北面分属松江府和太仓州管辖。不同管辖、不同等级、不同时间，上海地区犯人流放的执行有所不同。

据清乾隆八年（1743年）编纂的《三流道里表》记载，现上海地区原属松江府的奉贤县、川沙厅、娄县、金山县、上海县、南汇县、青浦县的犯人流放2000里者，发往河南省陈州府属扶沟等；流放2500里者，发往河南省渑池等县安置；流放3000里者，发往陕西省西安府属临潼等县安置。

现上海地区苏州河以北原属太仓州的崇明县、嘉定县、宝山县的犯人，流放2000里者，发往河南省开封府属荥阳县和陈州府属淮宁等县安置；流放2500里者，发往河南、直隶、陕西省所属各县；流放3000里者，发往陕西省西安府属兴平等县安置。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廷对《军卫道里表》重加纂修，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书成，并改名为《五军道里表》。嘉庆年间又进行过修订。

《五军道里表》与《三流道里表》相比较，要复杂得多。一是后者只涉及三个等级的刑罚，而前者则有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个等级的刑罚。二是后者各府的人员流放到外地时，每一等级的流放要有几个流放地点，而前者每一等级的流放只有一个流放地点。三是条文上，后者比较具体，前者比较简单。

据清乾隆年间编纂的《五军道里表》记载，现上海地区苏州河以南的原属松江府的军犯编发地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个等级。“附近”指：东至抵海不足2000里，南至抵海不足2000里；西至河南省开封府的祥符、中牟、郑州、鄢陵、荥泽，又至陈州府扶沟县；北至山东省泰安府肥城、东阿县，又至济南府长清、齐河县，又至东昌府茌平县、高唐州。“近边”指：东至抵海不足2500里，南至抵海下足2500里，西至河南省新安嵩县、渑池县：北至直隶省停止编发。“边远”，指东至抵海不足3000里，南至抵海下足3000里，西至山西省太原府祁县、徐沟县，又至陕西省西安府渭南县临潼、长安、咸宁、咸阳、高陵、三原县，北至顺天停止编发。“极边”指：东至抵海不足4000里；南至抵海不足4000里；西至甘肃省秦州、礼县，又至平凉府静宁州；北至山西省大同府阳高、天镇县。“烟瘴”指：广西省桂林府全州、兴安、灵川、临桂县。

现上海地区的原太仓州属军犯编发地也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和烟瘴五个等级，“附近”指：东至抵海不足2000里；南至福建省福州府古田县；西至河南省开封府荥阳、汜水县、郑州；又至巩县、偃师县；北至山东省济南府禹城、平原、陵县、德州,又至东昌府恩县。“近边”指：东至抵海不足2500里；南至抵海不足2500里；西至河南省陕州、灵宝、阌乡县，又至陕西省同州府大砺、朝邑、华阴县；北至直隶省停止编发。“边远”指：东至抵海不足3000里；南至抵海不足3000里；西至陕西省西安府咸阳、礼泉、兴平县，乾州武功、永寿县，又至凤翔府扶风县，又至鄜州、宜君县；北至直隶省停止编发。“极边”指：东至抵海不足4000里；南至抵海不足4000里；西至甘肃省巩昌府会宁、安定县，又至兰州府金县；北至直隶省停止编发。“烟瘴”指：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又至肇庆府高要县。

从当时的《申报》可查到案例报道，通过这些案例也实证了清代上海地区犯人流放的执行，与文献资料相吻合。

如清光绪九年（1883年）,居住在上海的浙江宁波籍人沈顺发，多年前在法租界巡捕房充当包探，指控一个卖报的小贩有偷窃行为，其实此人并没有偷窃；卖报的小贩在沈包探的逼迫下，自言要寻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沈包探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沈拿出刀具，对小贩说，“你不要吓唬我，说空话。头颈一伸，你一刀下去可以当场见阎王。”

但是沈包探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胁迫和讽刺挖苦下，耿直憨厚的卖报小贩竟然当场拿起沈包探手中的刀具刎颈自尽，死在马路上，造成了血案。沈包探被人围住，扭送到上海县衙。后被判处斩监候，后经遇赦，改判流刑三千里，配发陕西西安府临潼县。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秋天，上海吉祥街福兴茶楼中生意兴隆，宾客盈门，有茶客张富金与黄兴发因座位等琐事，两人互不相让，继而发生口角，随着层层加码，众人相劝无效，两人又发生肢体冲突，后来张富金把黄兴发殴打死亡。由于两人有互相殴打的情况，张富金并非故意致对方死地，黄兴发是伤害致死，因此，张富金免于死罪，经上海县衙判处流放山西。

又如清末上海地区诬告良民为窃盗犯的陈某、桂某、潘某和亭某被县衙收禁。光绪十八年四月（1892年5月），上海县袁大令备文饬差将涉案的陈、潘等2人宣判流刑，其中陈、潘两人押解起程，陈流放到山西省凤台县，潘流放到陕西省潼关厅。

还有一种情况是，上海邻县的犯人充军路过上海，临时收押在上海县衙后，再押往其他地方。如清光绪十九年三月（1893年4月）南汇县押解拟定军流罪的犯人何达仁路过上海县，经请示上海县衙黄大令批准，收押在县监狱，第二天仍然由原差押登程赶路。同年九月，南汇县押解军流犯人王阿中路过上海县，前往山西。

再如清末南汇县已经革去生员身份的唐崇高，以教讼案被判处军流，经过上级官衙的复审，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1894年12月31日）发回南汇监禁。后奉刑部来公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月将其从南汇押解甘肃省泾州。当月27日路过上海时，经县衙黄大令批准，唐犯收押在上海县衙外监，转押嘉定。

到了清末，随着司法制度的改革，引进实施西方的法律制度，清廷废除了“五刑”，兴办罪犯习艺所，实行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新的刑种。实行了2000年左右的流放制度也“寿终正寝”。（本文原载《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