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见习记者 陈友敏
常年与青少年打交道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们，看着最富朝气、最富梦想的青年人，行差踏错、误入歧途，既叹息，又惋惜。梳理他们的人生轨迹时，社工们总会禁不住地想“我们要是再早一点，再快一点，是不是就能用社会支持的力量阻止他们滑入犯罪深渊？”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社会支持的实施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形成公安委托，社工服务，团委跟进总结的闭环工作流程。通过这一流程，社会工作者的力量可以尽早介入青少年帮教工作，将一部分处于监管帮教缺失状态的未成年人纳入社会支持体系。
衔接缺失，探索良方
“我们在一些青少年涉罪后梳理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现其中有许多重要‘节点’。”在和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交谈的过程中，她反复提到“节点”二字，“或许是在他父母离异的‘节点’，或许是在他结交第一个问题青少年的‘节点’，又或许是他第一次与人发生冲突的‘节点’……如果在这些‘节点’有专业力量介入，及时疏导，那么他是否能够避免滑向犯罪的深渊？”
“作为专业力量，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在这些关键‘节点’帮助青少年。”长期从事驻校工作的阳光中心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沈丹宇表示：“关键问题在于‘节点’要如何及时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青少年出现严重不良行为甚至涉罪时，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社工才能获取相关线索。”
沈丹宇告诉记者，她在开展日常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离家出走、被家庭暴力、被校园暴力或者在外打闹但并未达到立案标准的青少年，公安机关在当下定纷止争后，并不会对后续处置进一步关注。由于缺乏第一手线索，社工无法及时介入处置这些或权益受到侵害，或出现不良行为的青少年。
“我曾经在派出所见过像回家一样自在的未成年人，他说：‘我是未成年人，你们很快就会放了我。’也曾见过奶奶心疼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孩子，在孩子回到家的第一时间就要炖只鸡给他补补的家庭。”
沈丹宇担心，“这些法治意识、亲职教育存在问题的未成年人，目前社工机构能掌握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未成年人由于衔接的缺失，信息源的缺少，处于监管帮教的‘真空地带’。如果放任自流，他们的不良行为是否会升级？受到的侵害是否会加剧？”
那么“真空地带”该怎么管，又该由谁来管？当务之急是要抓住“信息源”。
因此，在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的牵头下，奉贤区启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19年中旬走访了奉贤公安分局法制支队、基层派出所以及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组。
多方碰头后，商议决定在奉贤区率先试点“未成年人涉案信息归口管理与转接服务”机制。
启贤中心与奉贤区检察院共同设计了一份“未成年人保护信息登记表”。启贤中心总干事袁雯娜介绍，这一机制确立后，奉贤区的派出所一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任何涉及未成年人的线索,都需要填写这份登记表，未成年人家属签字知晓后，表单再交由启贤中心青少年社工后续跟进。
试点工作，成效初显
据统计，这一机制自2020年6月试点以来，截至2021年4月底，启贤中心共收到67份未成年人保护信息登记表。经过社工多次努力沟通，共有41名未成年人接受了帮教。
“我们对这41名未成年人都进行了前测和后测。结果显示，经过社工3-6个月的帮教后，41名未成年人中，有35名法治意识明显改善，30余人认为社工给予了他足够的心理支持，亲子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袁雯娜总结道。
未成年人涉案信息归口管理与转接服务机制试点后，启贤中心接到了一条来自公安的线索。
初中生小伟（化名）自父母离异后，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后来，母亲组建了新的家庭并再生了孩子后，逐渐疏于与小伟的联系。父亲与女友同居后，在外给小伟另租了一套房子，让其单独居住。
启贤中心社工找到小伟之时，这个15岁的男孩已经独居两年左右。
“这起案件就是很明显的监护缺失，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了侵害。”袁雯娜补充，“但公安机关之所以会掌握小伟的线索，是因为他本身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
记者了解到，在这两年间，小伟不仅逃课，甚至还会打架、勒索其他未成年人的钱财。
面对多次上门的社工，小伟的父亲直言：“这个孩子我不管了！”
直到检察机关开出“亲职教育决定书”，这名失职的父亲才意识到监护责任的履行不可随心所欲，是受到法律约束的，这才态度有所转变，愿意与社工沟通。
加强亲职教育、疏导亲子关系、参加小组活动……在社工的及时介入下，原本初三第一学期基本不去学校上课的小伟，重新回到了校园。
“现在小伟已经顺利从初中毕业，并且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缓和。而且由于介入及时，目前为止，小伟再也没有出现不良行为。”谈起小伟的现状，袁雯娜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欣慰。
办法落实，构建闭环
一年的试点工作，突显了社会支持体系对于未成年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以前期试点为参考，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加强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服务的协同治理，近日印发的《办法》对需要社工介入的群体类别，以及各部门工作职责都作出了明确要求。
记者注意到，《办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需要社工机构介入的群体，包括：应开展严重不良行为矫治教育的未成年人；办案过程中发现需要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办案过程中发现需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法律规定且办案部门认为其他需要社工机构介入的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无固定住所、无法提供保证人的未成年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等之前容易存在衔接空白的群体，都被明文写进了《办法》中。”黄旦闻表示。
社会支持体系的完整构筑，还需要各单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真空地带”怎么管，又该由谁来管的问题在《办法》中得到了回答。
《办法》要求共青团组织定期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工作推进会议,协调落实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各方衔接工作。还需指导青少年社工机构为公安机关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对发现的问题予以协调解决。并将该项工作纳入全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考核体系。
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支持体系的瞭望塔则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视情委托辖区青少年社工机构开展社会服务，委托上海市阳光星辰少年司法社会服务中心开展评估，定期汇总相关人员信息和工作情况，在派出所指定专人负责有关对接工作。
社工机构收到委托后，及时指派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参与该项工作，对于非本辖区人员，要及时将委托内容流转至相关区社工机构并立即对接公安机关开展服务。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根据所受委托的服务类别，提供社会服务，并在服务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服务情况反馈至提出委托的公安机关。
以毛细血管般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公安机关为瞭望塔，再以深入一线的青少年社工机构为有力抓手。期待各单位结合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各自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的作用，建立起公安机关委托、青少年社工机构提供服务、团委跟进总结的工作流程闭环。
“这一闭环既独立存在，又基于与检察机关的紧密联系，且与现有的未成年人工作机制和相应保障互为补充。”黄旦闻告诉记者。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放大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