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同行 向阳而生

□讲述：小戴

整理：高强  徐荔

小戴是一名艾滋病患者，也是一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去年的冬天，小戴隔着冰冷的铁窗，幻想着外面的世界，他觉得特别寒冷。那是小戴接受两年强制隔离戒毒的开始。

不过，今年冬天，小戴冷了的心暖了起来，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因为，他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关心他，没有放弃他……

患病和失去自由让我度日如年

多年前的一次意外，我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成了一个让人“谈艾色变”的“高危人员”。在被病毒击倒后，我开始放弃自己的人生之路，选择与毒品为伍，用毒品麻痹自己，一次次荒废自己的光阴。这是我的秘密.在别人眼里，我是重点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是“别人家的孩子”，充满阳光与热情。但是，只有自己知道，我在伪装，我已经做好了吸毒被抓以及面对死亡的准备。

在我放肆地吸毒后，终于把自己“送”进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大门。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糟糕到了极点。

强制戒毒的路对我而言是异常地煎熬，生理上的不舒服，心理上的不适应让我度日如年。

同时，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居然还要在大墙内失去自由，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情。而在戒治初期，母亲的一封封书信也让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感觉羞愧、懊恼。于是，我终日郁闷、烦躁，也不愿意与任何人交流。但是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没有因为我的自暴自弃而放任我消沉下去。

民警们总会观察我的情绪变化，在我心情很差的时候及时出现，对我开展的每一次教育谈话就像是冬日的暖阳，不断给我生活下去的希望，帮助我释放心理压力。他们会带我去“发泄室”打拳，让我挥汗如雨；带我去音乐室，放声歌唱；带我去心理诊疗室，接受VR治疗……民警不断地开导我要积极面对生活。

在得知我与家人长期没有通话后，也是民警鼓励我迈出第一步，放下心中的执念，同母亲通电话。

一次次退缩、犹豫、挣扎……终于，在时隔6个月后，我拨出了第一个给母亲的电话。在电话里，母亲的言语充满温暖，和我一起回忆一家人团聚一堂的幸福生活，鼓励我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境。可母亲越是鼓励我，我的内心就越是不安。我怕我的病传染给家人朋友，我又怕我哪一天突然离开，母亲会因此悲痛欲绝。

曾自暴自弃地决定不再服药

我也没有想到这通电话会让我产生如此复杂的情绪，我甚至在这些情绪的侵扰中产生了对抗戒治的想法。我所在的戒毒所专管大队，几乎人人都服用HIV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降低体内的病毒载量，增强抵抗力，但我就是不想服用，想放弃自己。

当我向主管警官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后，主管警官拒绝了我的申请。我开始痛恨他，我觉得他完全不考虑我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决定不服药。

后来，在一次吃药的时候，我把药藏在舌头下面，准备一会偷偷吐掉。可是，我的计划被民警发现了，那一刻，我无比紧张和羞愧，就像是当时吸毒被抓到一样，无地自容。

对于我的行为和错误想法，民警开展了多次教育谈话，不仅从专业角度向我讲解了抗病毒药物的作用，还多次同上海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联系，根据我的血液检测报告，对我服用的抗病毒药物进行调整，把服用药物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在经过系统的学习和了解后，我知道服用抗病毒药物可以促进免疫功能的重建，减少并发症的风险，降低死亡率和传染的风险。长期有规律的服用药物，可以使我的寿命延长，生活更有质量。

我不再抗拒服药了，在接受相关治疗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原本被毒品折磨得羸弱的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对毒品的生理渴求变得不强烈了，原本骨瘦如柴的身材也慢慢匀称起来。身体的恢复让我逐渐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也在民警的引导下重新尝试感受生活的美好，重拾曾经的兴趣爱好，我甚至觉得我还有机会重新回到父母身边陪伴他们，重享天伦之乐。

慢慢地，我变得开朗起来，会与其他人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也希望通过积极的戒治，早日回到家人身边。

现在的我，已经逐步适应了当前的戒治环境，一日三餐规律饮食，早7晚9规律作息，每天的康复训练、教育学习，让我不断地充实自己，努力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救助、家人的鼓励，在这个温暖的大环境下，我决心改变。也许我不能把艾滋病从身体内彻底赶走，但我可以寻求与它共存的生活方式。与“艾”同行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总能向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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