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士与求是

□王俊良

有学者论及士在历代王朝中的作用，常以汤因比“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为据，佐证宋代对士的推崇与包容。然而，在求士与求是实践中，士与法的关系，是一道难题。

士与法的界限，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蓼花洲闲录》载，宋神宗时，陕西用兵失利。宋神宗将失败原因，归咎为后勤保障不利，决定杀掉负责这项工作的转运使。宰相蔡确拒绝执行这一决定，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追究转运使的责任，理由唾手可得。在国家西北用兵期间，他负责前线将士的后勤供应。是否按照事先规定，按一定时间，按一定数量，及时准确地把粮草衣物，运送到了指定地点。

如果因为转运使的工作失误，造成前线将士饿着肚子打仗，甚至因粮草短缺、衣衫褴褛，造成将士不能专心致志地安于战事，情绪上波动不稳，肯定要追究转运使的失职之责。

蔡确拒绝执行杀转运使，理由并非经过调查，有可以证实转运使工作没有重大失误，或者说没有给战争造成重大损失，一切都在可以不上升到法律范围之内。在没有任何可以为转运使，撇清罪责理由情况下，唯一能够强调的，就是转运使是个“士子”。

既然“士”杀不得，宋神宗说“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接过话茬，说“如此不若杀之”。宋神宗问为什么，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听罢，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并不示弱，说“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从宋神宗的牢骚可以看出，君臣各执一词，且都不让步。蔡确、章惇坚持的是“求士”，宋神宗坚持的是“求是”。针锋相对的双方，出发点都是为江山社稷考虑，却彰显了“祖制”，对双方权力的制约。

这一切，正是宋神宗依法治吏，预防“以士害法”的结果。元丰二年，宋神宗提出关于敕、令、格、式功能区分理论，“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

就是说，凡是自皇帝始，经中书省颁发的，具有“丽刑名轻重者”功能的，称为为敕；约束、禁止行为及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做的的称为令；规定如何实施令所规定的行为事项的称为格；规定公、私文书的模板及名讳词语的法规称为式。

其实质是将敕定为法律，将令、格、式定为法规，这样划分，使得宋朝律法更为合理，更具有理论性及科学性。宋神宗不敢任性突破祖宗法，对蔡确、章惇的强硬态度束手无措，说明他心底有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

熙宁六年，宋神宗下诏，将法律考试，作为“求士”条件，规定“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注官；如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候二年注官”。也就是说，懂法知法成为士子任职的重要条件。

干部懂法知法，是防止“以士害法”的保障。是带头破坏这样的局面，还是主动遵守法律规则，考验执政者的政治定力。发了牢骚的宋神宗，自然分得清轻重，过一下嘴瘾了事。

因为，宋神宗知道，求士的目的，是为了求是。求士，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干部懂法知法，才不会“以士害法”；求是，建法制社会，才有公平正义。可惜，清醒若宋神宗，最终也没跳过“乌台诗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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