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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代表：困境儿童心理从“心”守护
困境儿童是最柔弱的群体，目前，我国困境儿童工作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救助体系。201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2019年又将该范围延伸到事实上生活无着落的儿童；2021年分别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强化了对困境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保护。但全国人大代表刘艳认为，除了生活上的关注之外，困境儿童的心理救护同样值得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她就提交了一份有关困难儿童的建议。
刘艳指出，困境儿童往往因为生理缺陷、父母角色缺失、家庭功能不健全甚至严重缺陷等因素，更容易遭受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甚至很有可能影响其成年后的生活。然而，目前我们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关爱和救助机制还不健全。“困境儿童的心理救助未纳入政府保障体系。”刘艳表示，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分类保障”基本原则，即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强化教育，落实监护责任和加强困境儿童的福利。而刘学州事件反映出困境儿童的保护工作，不应仅仅体现在儿童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更需要关注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并提供相应的保障资源。
同时，目前针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关爱和救助机制不健全。不少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缺乏对心理健康促进的重视，更缺乏专业的人员，导致学校对困境儿童（尤其是受校园欺凌的困境儿童）的心理问题认识不足，也难以提供有效的帮助资源。当困境儿童遭受暴力对待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不足。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施暴群体、网络平台等，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和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针对家庭暴力、校园欺凌、社会欺凌和通过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不良诱导等行为同样存在缺乏强制报告和及时干预的问题。
为此，刘艳建议尽快建立健全困境儿童心理关爱和救助机制，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危机主动筛查机制，将心理救助纳入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体系。“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建设困境未成年人群体的筛查预警和信息管理系统，重点增强对家庭处境不利、遭受校园欺凌或网络暴力、接触不良信息诱导已出现心理危机的未成年人的及时发现和保护力度。”刘艳说。
刘艳还建议将困境儿童心理关爱和帮扶纳入学校重点考核指标，考察学校是否对困境儿童开展“心理关爱和救助”，是否针对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开展针对性家校沟通和家庭教育指导，是否落实学校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要求和防治校园欺凌等，为每一位困境儿童配备落地的支持资源，强化校园欺凌预防。
除此之外，刘艳还强调要落实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社会欺凌、网络暴力和不良诱导等行为的强制报告制度并加大惩治力度。网信、网安部门应对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网络谣言等误导和侵害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和内容进行专题净化和严肃打击；完善打击网络暴力和利用网络诱导未成年人犯罪、自伤自杀等行为的立法，确定入罪标准；加强对网络运营商的监管，强化网络运营商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固定相关证据，并向网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报案。
章义和委员：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制定资质标准
“双减”落地后，中小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如何？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义和在调研中发现，经过半年多的实践，部分学校努力加强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但更多的学校仍需提高。为此，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了有关“双减”实施后校内课外服务的资源建设和质量保障的提案。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落实“双减”政策，章义和委员建议要有三方面的提升。
“在这其中，义务教育各阶段课外服务尤为重要。”章义和委员认为，寻觅多元有效的服务资源以加强课外服务的资源建设和质量保障，成为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
章义和委员建议，要大力宣传高质量课外服务学校的经验与方法，鼓励各校发挥各自特色，加强课外服务资源的引进和整合。制定由政府实际支持、各社会单位积极响应、各学校实际探索的校内课外服务资源发展战略，建立具备广泛适用性与培养专业性的校外资源服务体系。
同时建议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外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章义和委员说，从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来看，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是一个重要选项，课后服务社会化即将成为一种新模式。为防止新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进校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并遴选、公示进校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
具体的评审标准方面，建议涵盖：机构的信誉是否良好，是否具备进校服务的经验与资金保障；机构是否具有充足的师资可以实施课后服务；机构的价格和收费方式是否合理；机构提供的教学方案、教辅课件内容和设施设备是否安全、科学、符合“双减”精神等。
为积极统筹优质免费线上学习服务资源，章义和委员还建议，教育部门对各类免费线上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整合，针对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在线学习资源。此外，章义和委员认为应当鼓励专业和富有情怀的社会力量参与校内课外服务资源建设。“诸如少年宫、博物馆、少儿活动中心、文化体育场馆以及诸多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的所在皆是中小学校内课外服务的优质资源，必须充分加以利用，引导和扩大他们的参与度，并探索科学的长效合作机制。”章义和委员说。
朱国萍代表：“后疫情”时代关注青少年身心发展
近期，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调研发现，疫情连绵不绝，对这一代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青少年作为消极体验易感人群，受到疫情影响更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长期居家生活，无法进行线下社交活动，容易导致青少年孤僻疏离或是过于沉迷线上社交；过分依赖电子媒介获取信息，过分沉迷于网络视频或是过分沉迷网络游戏，影响学习，影响睡眠，甚至产生抑郁、恐慌等消极情绪，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朱国萍认为，“后疫情”时代，更要关注这一代特殊时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朱国萍建议建立政府、专家、机构、学校和家庭“五位一体”的关怀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学校为主体，以专家为引领，以社会专业机构为辅助，以家庭亲子教养为支持的“五位一体”心理援助体系，充分发挥专业的引导作用，指导和帮助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具体工作。不同地区青少年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的问题有所不同，学校家庭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情况，对受到疫情直接影响最为严重的青少年群体给予特殊的关怀。“希望以此为契机，提高全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倡导和发展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氛围，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朱国萍说。
疫情之后，线上线下教育结合将成为常态，改变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学校的“管”的教育形态。线上教育需要很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青少年尚缺充足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要更多创造线下互动的机会，培养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比如以往每年的春游、秋游等户外活动，是孩子们培养团队意识、增进相互友谊、亲近大自然的好机会，但现在不少学校都不再组织了。”朱国萍认为，类似的户外活动、团队活动、线下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施行“双减”政策后，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要想方设法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弥补线上教育的不足，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
朱国萍表示，“后疫情”时代，教育要更加注重筑牢学生的心理防线，引导学生对战胜新冠病毒、恢复社会秩序树立坚定的信心，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成为栋梁之材，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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