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的中国旅居趣史

□刘永加

俗语说的好：“十层单，不如一层棉”。寒冬时节到了，人们自然会想起了棉花的温暖。棉花的原产印度和阿拉伯，古时称为吉贝、白叠、木棉或梧桐木，用它织成的布称为白叠布。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都表明，我国最早引进种植和利用棉花是从海南岛、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的。几千年来，棉花在中国的旅居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少趣事。

汉代云南棉花已经可以纺布

古代棉花还被称为“白毛”。早在汉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初步把棉花纺织成为布匹了，那时人们把没有染色的棉布称为“白牒”，而已染色的棉布则称为“彩牒”。汉代学者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中有“文组彩牒”的表述,这里的彩牒即是棉花纺织并染成的精美棉布。三国时，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描述交趾广南地区种植的棉花成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晋代张勃《吴录》也描述交广地区种植的棉花“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

那时，云南的棉纺织技术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准，而且历史悠久。据《后汉书》“哀牢夷”条记载：云南哀牢山区和澜沧江流域的棉纺织发达，“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蓝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织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帛叠即是白叠，蓝干细布是有蓝花的棉布，梧桐木华即是棉花。就是说他们能利用各种染料，印染出斑斓多彩貌似绫锦的棉质花布。

尤其是云南当地生产的一种棉布被叫作叫“广幅布”，由于幅宽质优，很受人们的青睐，并被汉王朝大量征调，由此还引发了一起群体性事件。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汉武帝后元年间，珠崖（郡府设今海南省崖城）太守孙幸，由于对辖地所产广幅布征收过度，给当地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愤怒的人群攻占了太守府，杀掉了孙幸。

三国时期，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更是以鲜洁闻名于中原地区。魏文帝曹丕曾说：山西黄布以细，乐浪练帛以精，江苏、安徽太未布以白出名，但其鲜洁程度都比不上新疆的棉布。南北朝时期，边疆地区与内陆的交往日渐频繁，由云南、交广和新疆等地运往内陆的棉织品逐渐增多。据记载，仅海南林邑、阿单罗、于陀利、婆利、中天竺等诸侯小国，每年贡献给朝廷的棉织品，数量就相当可观。南朝时上至皇帝下到大臣官员纷纷多用这种棉布制作衣服。

由于那时的棉花多产自边疆地区，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还没有种植棉花，人们虽然享受了棉花织布的福利，却还不认识棉花，于是在记载中，有人将棉花写成高大的树，有人又将棉花写成一种草。据《梁书·林邑皮》记载：西南地区有一种叫吉贝的树，开的花如鹅之毳毛，抽其绪织成的布，洁白与纻布不相上下。在《梁书·高昌传》则记载：吐鲁番地区有一种草，结的果实像内陆的蚕茧一样，从里面抽出的丝叫白叠子，当地人用它织布，即为棉布。

唐代官员曾为棉布代言

到了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北地区生产的棉织品，流入中原的数量持续增长。唐上元年间（760—761），新疆高昌地区为支援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曾以赊放的方式收集大批军需叠布运往中原。

当时棉花的种植不仅新疆地区有，也正在向中原等其他地区普及。唐韩鄂所著的《四时纂要》是我国最早介绍植棉的农书，其三月篇有“种木棉法”非常精炼地概括了棉花栽培技术，全文虽然仅有不到二百字，但记载的栽培技术比较全面，从棉花的种子处理，播种期到整地施肥，中耕除草，病虫害的防治都有详细的说明，对棉花的植物学特性也作了精细的分析，是一部棉花栽培的珍贵文献。

唐代交广地区的棉种由交趾而来，属于引种棉花较早的地区，晋代以后，中原内地人们常常把出自交广地区包括广西的棉布,称为“越叠”，即未经加染之精美白布，其染色者谓之斑布。到了隋唐时期，广西棉花的种植、纺织和染色技术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广西出产的棉织品式样颇多，质量精美，色彩鲜艳，除供应广西本地，还远销京城长安及全国其它一些省区。其中尤以“桂布”、“桂管布”，在全国驰名，深受人们喜爱。

桂管布，因产于岭南桂管地区而得名。桂管是唐朝的行政区，全称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驻桂州治（今桂林），其管辖包括桂、梧、贺、连、柳、富、昭、环、融、古、思唐、龚、象等十三州，在当时属于偏远地区。当地盛产的桂管布，应该就是今天的木棉布，属于老粗布。这种产于广西的桂布，却被在杭州的白居易写进了诗歌。因为白居易曾用其做新棉衣，所以他很高兴，就赋诗赞美道:“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这说明棉布已广传中原地区，成为唐代一种普遍的纺织品了。

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文宗时，左拾遗夏侯孜“常着桂管布衫朝谒”，就是说他常穿着用桂管布做的粗布衣服上朝，文宗就问他怎么穿着这么粗糙的衣衫，夏侯孜却说：“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桂管产的这种布，因为粗糙比较厚，所以可以御寒。这位文宗皇帝也用桂管布做了衣服，于是“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也。”满朝官员竞相仿效着“桂管布”衫的结果是，“桂管布”一到长安，很快被抢购一空，成为京城一时热货，致使“桂管布”价格猛涨，“为之骤贵也”。

入宋以后，东南闽岭各地种棉的开始多了起来，并逐步引进到了江东地区，进而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宋代诗人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一诗写道：“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这里写的木棉即是今天的棉花，在八闽和岭南地区人们竞相种植，甚至多达数千株者，人们多受其益。而且还可以看出江东地区也已经有了种植，且种植区域已经发展到长江流域。

江南种植棉花最早是在松江地区，当时松江土地贫瘠，民食不给，遂从闽广引进棉种种植，随之纺织等工艺技术在当地开始传播，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等手工业也随之兴起。

明代棉纺织业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

元初，棉花同时由东南、西北两路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迅速传播，并开始得到朝廷的重视。元至元十年（1273年）颁布的官修《农桑辑要》一书，载有令陕西劝种棉花的诏谕：木棉本是西域所产，近年以来，苎麻种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原产地无异，当地民众深得其利。根据两地试种效果，责令陕西地区种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廷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广泛种植棉花的地方，设置木棉提举司，大规模地征收木棉织品，每年达10万匹。到元贞二年（1296年），棉布像其他纺织品一样，被正式列入常年租赋中，征收定额也提高到年50万匹。可以看出当时对棉花种植的重视，以及棉花种植的普及和棉纺织品的重要性。

明代时棉花种植得到进一步普及，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即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又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可见当时朝廷对棉花种植的重视，也对棉花种植的普及起到了助推作用。到明中叶，因种棉范围渐推渐广，甚至挤占了桑蚕种植面积。明末时种棉业发展到黄河流域，基本普及全国。

棉花为明代的农业生产开创了新局面，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走在全国的前面，明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就说其“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随着棉花的推广，江南松江府成为元、明、清三代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誉。

松江棉植业的迅速发展是与元代的黄道婆分不开的。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龙华镇）人，早年流落崖州（今海南岛崖县），从当地黎族学到了一整套棉纺织加工技术。元成宗元贞年间，老年黄道婆搭顺道海船从崖州回到乌泥泾。她看到家乡棉纺织技术十分落后，就结合当地棉纺织生产，总结出一套融黎族棉织法和当地纺织工艺的新技术，广传于人，一举改变了当地“厥功甚艰”的棉纺织生产落后状况。一时乌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棉纺织业的大发展带动了棉花种植，许多稻农改种棉花，松江府东乡“大半植棉”，形成“棉七稻三”的种植格局。“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松江出产的棉织物品种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三林塘的标布，松江西郊的龙墩布，邑城的丁娘子布，青龙的药斑布等。明万历年间，华亭县十五保孝子陈守贞，家贫，“孑身事母，手自纺织，所织布独精洁。”远近闻名，商人争购，更是被人们称为“陈孝子布”。

种棉花搞纺织，甚至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特别是随着棉纺织业地位的日益提升，妇女作为棉纺织业的主力，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当时，纺织技术高超的姑娘身价倍增，媒人盈门。当地厚嫁盛行，大凡女子从七八岁就学习纺纱，十一二岁就学织布，父母因女儿多年对家庭的贡献，多备丰厚的嫁妆以作补偿。因此成婚后，松江的新媳妇与其它地区相比，享有较高的礼遇。

清代的棉织业，虽然仍是以传统的手工，但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很高，曾出现多个拥有织机千台、工人数千的大型工厂，棉纺织品已经大量出口。

据史料记载，嘉庆道光年间，从广州出口到欧洲、美洲、日本、东南亚等地的棉布，每年达100万匹之多。其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棉布出口量竟多达330万匹。中国产的紫花布曾风靡英国，成为当时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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