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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锋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但已经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数下降；202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首次出现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口出生率仅为6.77‰。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孕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更替生育率2.1，甚至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1.3这个数值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1.8目标相去甚远，处于极低生育水平。
人类发展历程表明，人口负增长可能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典型现象。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生活品质，女性自主意识显著提高；而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生活成本高企等压力，也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都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困扰，东亚地区尤为严峻，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81、新加坡也仅为1.1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口规模在结构上呈现极不均衡的下降，同时老龄化程度迅速加重。我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21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国家卫健委预计，2035年左右，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总人口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按这个趋势，到2050年或2100年，问题将更加严重。人口问题，必须引起全民族的高度重视。
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2022年7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但从调研情况来看，各地在落实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等要求上存在差距。有些地方仍然存在把人口当作负担、抑制人口增长的错误观念，甚至在干部提拔任用上未能根据中央精神转变观念，仍然将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作为负面评价因素，在推进支持积极生育政策配套时实质性措施不多。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表明，人口一旦负增长严重，重新提振生育水平将面临巨大困难。总体来说，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客观矛盾，内卷严重的就业与职场压力，过高的生育、养育成本，特别是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不充分、不平衡，都是压抑生育意愿，抑制人口适度均衡增长的直接原因。人口和生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地区与资源等方方面面，而国家生育政策、社会生育文化、民众生育观念都是重要影响性因素。
整体而言，城市化与人口负增长大体呈现正相关性。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5.2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住人口占比已达63.89%。但以超大城市上海为例，上海市卫健委发布的《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的二孩率不足三成。面对我国超级都市化现象显著，越来越多人口在大城市密集居住，且生育意愿不高的现状，建设生育友好城市就尤为重要。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构建生育友好城市环境，增强积极支持生育政策的统筹协调能力和实际质效，特别是强化妇女职业发展保障，塑造适龄婚育、代际和谐、性别平等、夫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建立健全增强家庭发展韧性的福利政策，多举措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同时大力发展普惠性婴幼儿照护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推动教育普惠、公平发展，全方位优化儿童成长社区、市政物理空间，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提升社会公平度和获得感，切实解决不愿生、不敢生的民间顾虑，让更多家庭享受生育政策红利，以此推动我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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