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的一次科举考试

□郑学富

古代的科举制，使一些寒门学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为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施展才智提供了机会。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的壬申进士科就是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高考”。此榜可谓鸾翔凤集，俊采星驰，韩愈成为千古文豪，同榜中后来出了三名宰相，史称“龙虎榜”。

陆贽秉公选人才

唐德宗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贞元八年，他任命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主考官），主持进士科考试。

陆贽是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唐德宗即位，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792年，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宰相。陆贽执政期间，励精图治，建议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轻徭薄赋，任用贤能。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特别是在选拔人才上，独具慧眼，为时人所赞誉。这也是皇帝让他当主考官的主要因素。

这次考试赋以《明水赋》，诗题则以《御沟新柳诗》。如韩愈所作的《明水赋》（节选）：“古者圣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贵其丰，乃或荐之以水；不可以黩，斯用致之于天。其事信美，其义惟元。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明为君德，因取以名焉。于是命烜氏，候清夜。或将祀圆丘于玄冬，或将祭方泽于朱夏。持鉴而精气旁射，照月而阴灵潜下。……鹤鸣在阴之理不谬，虎啸于谷之义可崇。足以验圣贤之无党，知天地之至公。窃比太羹之遗味，幸希荐于庙中。”

贾棱的《御沟新柳诗》：“御苑阳和早，章沟柳色新。托根偏近日，布叶乍迎春。秀质方含翠，清阴欲庇人。轻烟度斜景，多露滴行尘。袅袅堪离赠，依依独望频。王孙如可赏，攀折在芳辰。”

本科录取进士贾稜、欧阳詹、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冯宿、王涯、庾承宣等共23人，据洪兴祖《韩子年谱》引《科名记》云：“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这些人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他们在日后的从政生涯和文学创作中各显神通，出类拔萃，或官位显赫，或文采飞扬。《增广贤文》说：“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凤凰池指宰相职位。正是他们入仕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努力，有效打击藩镇割据，提升中央权威，促进社会繁荣，开创了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局面，对大唐王朝的社会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名最高数韩愈

在该榜23名进士中，文名最高当属韩愈，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韩愈的科举之路历经曲折磨难。

韩愈于唐大历三年（768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仅两个月，母亲去世。韩愈三岁时，在朝中任秘书郎的父亲又离他而去，由兄长韩会抚养。韩愈10多岁时，在朝中任起居舍人的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而被贬往韶州（广东曲江），不久病逝于韶州任所。年幼的韩愈跟随寡嫂郑氏居于江南宣州，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韩愈自小生活艰辛，立志刻苦读书，长大后有一番作为，以报答嫂子的养育之恩。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赶考。其间韩愈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投奔从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次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应试，结果榜上无名。落第后的韩愈在长安居无定所，生活无所依靠，饥寒交迫。他在《出门》诗中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又传来从兄死于非命的噩耗。韩愈异常悲愤，在《烽火》诗中写道：“我歌宁自感，乃独泪沾衣。”韩愈在长安穷困潦倒，缺衣少食，走投无路。不得已，韩愈在大街上拦马求见北平王马燧。马燧与韩家是世交，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于是收留在府中，让韩愈一边教授他的两个儿子，一边研读儒家经典。马燧给予韩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很令韩愈感动，曾作《猫相乳说》以感其德，感叹道：“夫猫，人畜也，非性于仁义者也，其感于所畜者乎哉！”得到马燧帮助的韩愈更加勤奋努力，准备科考。可是，事不如意，韩愈屡试屡败。据史料记载，贞元三年至五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

连续落第的韩愈于贞元五年（789年）返回宣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闭门苦读。三年后，韩愈再次赴京应试而金榜题名。韩愈这次之所以能高中进士，与两位副主考梁肃、王础联合“公荐”得当，陆贽评卷公正、准确有关。韩愈后来在《与祠部陆员外书》说：“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以致他在《马说》一文中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

韩愈入仕后，曾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史馆修撰、中书舍人、行军司马、吏部侍郎等职，屡遭贬谪。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愈的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他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韩愈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韩愈作为一个文官，大智大勇、有胆有识，在国家危难之时，曾单身匹马赴镇州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平息镇州之乱。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道：“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殉情才子欧阳詹

这次科考中，欧阳詹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这是自隋代科举制度开创180年以来，闽海泉州士子进士及第第一人，《新唐书·欧阳詹传》说：“闽人第进士自詹始”，后人有诗赞曰：“文笔破天荒，名震贞元龙虎榜”。

欧阳詹，字行周，福建泉州晋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好学，青少年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文章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名播八闽。状元出身的福建观察使常衮很欣赏他的才华，常用灵芝、芙蓉来称赞他。

唐朝时候的进士及第，朝廷并非马上授予官职。五年之后的797年，欧阳詹被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职务。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学额300人，学生皆为贵族子弟，助教一职为从六品上。虽然这只是皇家高等学府“四门学”中最低的职衔，但福建人担任此职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欧阳詹工作得很勤奋。

799年，欧阳詹去太原，一次宴会上，一个名叫李倩的官妓琴棋诗书样样精通，多才多艺。李倩看他相貌堂堂，谈吐儒雅，就频频向他暗送秋波。欧阳詹也被这个才貌俱佳的女子所打动，一见钟情，留在太原与她朝夕相处数月，情意缠绵，难舍难分。欧阳詹要回京城了，李倩想随同前往，欧阳詹感觉身为朝廷命官，在众目睽睽之下，携一官妓而归，未免有些尴尬，安慰她说：“回到京城后，我会来迎接你的。”说完洒泪而别，并赠给她一首情切切、意绵绵的诗：“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屐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

回到长安后，欧阳詹在国子监四门助教任上尽心尽责，很想有所作为，所以工作也很繁忙。更何况他还全力支持和参与韩愈、柳宗元等人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欧阳詹与韩愈同榜登科，志同道合，成为一生的挚友。欧阳詹因工作繁忙，一时无法前往太原去实践自己的承诺，接回那位红颜知己。

李倩身在太原，心系长安，分手之后日夜思念着欧阳詹，过了一年便得了“相思病”，而且愈来愈重，病入膏肓。她预感到自己不久将告别人世，便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发髻剪了下来，装在小匣子里，悲悲戚戚地对身边的丫环说：“我就要离开人间了，如果欧阳公子派人到这里来接我，你可将此小匣交给他作为信物。”说罢，又写下一首诗：“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此后不几天，她便与世长辞了。等欧阳詹派的的使者来到时，那位丫环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来使。使者带着小匣和诗回到京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欧阳詹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匣子，取出那缕秀发，贴在脸上，含着泪读完了李倩的那首遗诗。此时的欧阳詹追悔不及，伤心恸哭，此后神情模糊，茶饭不思，形容枯槁，不久也追李倩而去。好友崔群大哭，李翱为他立传。韩愈闻听噩耗，非常悲恸，写了一篇《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字字句句，桩桩件件，都凝聚着深挚的情感，悲情从胸臆流出，恳恻动人，表露了韩愈难以节制的悲哀和对亡友德高才俊而不显荣于前的遗恨：“呜呼！詹今其死矣！……詹虽未得位，其名声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虽詹与其父母皆可无憾也。”

三位宰相各千秋

“龙虎榜”上有李绛、崔群和王涯坐上宰相宝座，在治理国家上各显神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印记，其中李绛和崔群以敢于直言著称，成为唐朝晚期的名相。

李绛敢于直言，屡屡上疏，劝谏宪宗选贤举能，他任宰相期间，曾多次建议皇帝削藩平党，并积极参与谋划，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藩镇势力。李绛喜实厌虚，他曾说：“身居要位，只图惜身不敢直谏，是臣负于君王。若臣子为国为民敢于做出不顺从圣上的事，而被治罪，是圣上负于臣子。”宪宗听后赞叹说：“卿告朕人所难言者，疾风知劲草，卿当之矣”。

808年，权宦吐突承璀要整修安国寺。他为讨好献媚皇上，擅自动工，立了一个功德碑，碑的大小高下与华岳碑相同。并找时任知制诰的李绛撰写碑文，并答应付一万贯钱的酬劳。而李绛得知后，极力反对，向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他说，陛下治国有目共睹，现在却要立功德碑，自我炫耀，难道是想招来天下的讥笑吗？高祖、太宗创开元、贞观盛世，也未立碑，难道陛下的功德还能超过先祖吗？请求皇帝制止此事。宪宗看了奏章，说了句“李绛是忠臣”，命令吐突承璀把碑拽倒。

崔群以直言正论闻名于当时。宪宗降诏说：“从今以后学士进呈奏状，须同时署上崔群之名，然后呈报上来。”崔群认为这样管理宫禁之事，一旦成为制度，学士们或许会善恶不分，就无法向上投诉了。因而坚持不遵奉此诏，再三上疏奏论，皇上方才应允。当时宪宗急于扫荡盗寇，对能为朝廷聚财敛资之臣大加奖掖，故藩镇州府因此迎合朝廷意旨，往往横征暴敛，向朝廷进贡。

有一次，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绢五千匹，资助修建开业寺。崔群认为师出无名，还会加重百姓负担，奏请皇帝不要接受其进献。处州刺史苗积进献了七百万赢余的赋税，崔群认为接受这些钱将失信于天下，请求赐还州县，来解除特别贫困人家的赋税。崔群前后奏议多合圣意，皇上无不听纳。当时，皇甫镈被皇上宠信，暗地里凭借皇上左右的人来求宰相之位，崔群屡次进言，认为他奸邪不可任用。他向皇帝说：“世人认为安禄山造反，是国家太平和动乱的分界。我认为自从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相开始，国家太平和动乱就已经分开了。”崔群用这些来讽劝皇上，得罪了皇甫铸。皇上最终让皇甫镈做了宰相，崔群被贬为湖南观察使。

而王涯为官处事与李、崔不同，慎言务实，循职自保，从不参加朝中争论，循默不语，力图避开政治旋涡，洁身自好，左右逢源，在夹缝中生存。哪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朝廷“甘露之变”发生，王涯落得身首异处，满门被剿，家产田宅被抄没。直到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王涯才被平反昭雪，追复其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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