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记者”的原则与风骨

□刘永加

古代虽然没有记者这个职业，但是我国历代均设置有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他们无疑是最接近如今记者的职业。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史官制度。许多史官秉笔直书，坚守职业操守，将真实的历史记载并最终传承下来。这背后有多少史官坚守和倔强的风骨啊！

齐太史生死接力秉笔直书

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由来已久，左右史记载君主言行，君主动则左史记之，言则右史记之，有举必书，善恶无隐。到了周代，史官的发展也逐渐细分和完善，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各自有不同的职能：“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在古代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还被称为太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由他们来负责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及朝廷的大事，董狐、太史伯等为代表的好多太史，为了真实记录当朝的史料，甚至遭到杀害。

据《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为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齐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给后人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正是有了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笔”“秉笔直书”这样的成语。

到了秦代，以太史令为记录历史的史官，并一直延续到汉代。汉武帝时除太史令外，增设宫中女史,主要记录皇帝的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时期，又进一步增设兰台史令。史官记载的文件，是历代宫廷重要的档案。

东晋史官孙盛不惧威胁

三国魏晋时期，都设有各自的史官。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明帝太和中，设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说明魏国的史官叫作著作郎，主要负责的是编修国史。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人，隶属秘书。这一时期，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但是史官们也遇到了强权干涉和生死威胁，他们能够坚持原则，据实而记之的风骨，感人至深。

东晋中期，大司马桓温弄权东晋王朝。公元369年，桓温率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写了一部晋代史书《晋阳秋》，如实记录了桓温部在枋头被燕军痛击、北伐惨遭失败的经过，更批评了桓温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搞劳民伤财工程之行径。

孙盛著史向来有董狐遗风，极重史德，“词直理正，咸称良史”。桓温读过《晋阳秋》后，怒不可遏，暴跳如雷。当时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这部史书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

孙潜很害怕，忙说一定请父亲删改。谁知孙盛不畏恐吓，不肯删改。孙潜无奈，便瞒着父亲，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桓温看后很满意，这才躲过了灭门之灾。

岂不知，早有预见的孙盛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辗转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未得逞，历史的真相得以传世。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梁武帝手下有个奉朝请类似于史官，名叫吴均。吴均写了一部史书《齐春秋》把萧衍称帝的经过如实写入。萧衍看了《齐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罢去吴均官职，吴均丝毫不惧怕，坚持不修该已经写成的史书。这些史官的精神可歌可泣。

唐太宗鼓励史官据实记载

唐太宗吸取历朝史官经验建立了史国馆，废除了原有的著作郎，使史官制度由个人修史转变到国家修史。唐朝初期，为了进一步方便记录皇帝的言行起居，还在朝廷大殿中设立了左右居舍人，专门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行。

正是由于唐太宗重视史官的记载，所以他惧怕自己言行不妥，被记入起居注中留恶声于后世，因此说话办事都较谨慎。唐太宗曾对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之事，都不让君王看，这是什么原因？”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过错，这样的直笔如果让君王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杜正伦为知起居注，负责记载皇帝的日常起居言动。一天，他对杜正伦等侍臣们说：“我每天坐朝时，说一句话都得考虑这句话对老百姓有没有利益，所以不敢多说话。”杜正伦对唐太宗说：“君主的所有言行，都照实记载下来，这是我的职责。如果你有一句话不合道理，那就不但对当今百姓有损，而且将来还有损你的名誉。你必须时时谨慎才行。”唐太宗听了这些话，不仅没又生气，反而很为赞赏，特地赐给杜正伦彩绢二百匹，以示嘉奖。

褚遂良担任史官时，唐太宗也问过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答道：“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泊接着说道：“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记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刘泊的意思是说，百姓或者君王都会有过错，而您犯下错误全天下都能看到，就算史官不记载，百姓们也会一直记着。

尽管唐太宗很关注史官们笔下自己的形象，但是他仍然能够支持史官们的正义之笔。一次，他见书中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用词多隐讳曲折，就对房玄龄说：“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立即下令删改浮华之词，秉笔直书杀李建成、李元吉之事。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褚遂良等坚持的是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揭示了史官最重要的精神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而唐太宗能够支持史官据实而记载，足可以看出他的胸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贞观之治”的内涵。

正是因为唐代给予史官以宽松的写作环境，进而激发了他们的修史热情。有唐一代，史官集体创作之书皇皇巨帙，蔚为壮观。

清代万斯同著史不受贿赂

元代，由翰林兼国史院。明清时期翰林院下置国史馆、起居注馆，设有各级史官，修实录、史、志、起居注，对修史十分重视，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史官人才，他们坚持史官职责，不因外在因素影响修史的质量。

大家知道，在漫长的《二十四史》修著过程中，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说话，不搞以稿谋私。但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颇受争议的“陈寿索米公案”，就是一例。《晋书》中就记载了，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曾向丁仪、丁廙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这两人不给，得罪了陈寿，他就不给丁仪列传。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另外，还有北魏的魏收，他编史时大量收受礼物和金钱，他所著的《魏书》，因此颇受后人诟病。

然而到了清初，却出了一位不要国家俸禄，不收传主后人贿赂，专心修成《明史》的史学大家万斯同，堪称古代史官操守严谨的第一人。1679年，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推荐万斯同入馆。他赴京后，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不受官职，不受俸禄，以布衣身份入馆修《明史》，担任实际上的主编，前后达十九年。

万斯同对明史情有独钟，研究深入，编纂严谨。所以万斯同坚持史实至上，绝掺不得任何渣滓。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载：有个运粮饷的官员，半路上遇到强盗，吓得逃到山里而死。死者的孙子怀藏白银，送给万斯同，请求他把死者附在《忠义传》里。万斯同说道：“史家之笔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让我当第二个陈寿吗？”

一脉相承的是，后来万斯同的侄子万言，又参加了《明史》的编撰工作，专门负责写明崇祯长编。好多当时重臣的后人，纷纷入京贿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减轻其先人的罪责，万言当即严词拒绝说：“史家之笔金不换，你们不知道我的为人，难道不知道我叔叔的为人吗？”贿赂的人羞愧而退。

正是有了这样的气节和操守，万斯同编著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外最好的史著。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几千年来，史官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与肯定，正是他们所秉持的原则和表现出来的风骨，给人们留下了震撼心扉的印象。

唐代孙樵曾经说过：“呜呼，宰相升沉人于数十年间，史官出没人于千百年后，是史官与宰相分挚死生权也。”可见，史官职能的生命力是可以超越时代，而永恒存的。因此，不虚美，不隐恶，对历史进行准确记载和公正裁判，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良史。那些坚持原则、独具风骨的史官，不正是今天从事“记者”工作者的楷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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