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不要小瞧民国时期的冬季取暖,那时的人们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方式取暖,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还很时尚,同时也体现了贫与富的差异。
铁制火盆和竹篾烘篓
在技术水平相等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最普遍的取暖方式是烤火,最常见的烤火工具就是火盆:生铁铸成,中间呈锅形,边沿宽而平展,铁盆里烧木炭,放在木火盆架上也方便烤火时踏脚。这种火盆在南方大部分地方都很流行,就现在看来,也是很时尚的,笔者小时候家里还有泥制的火盆。
我国北方著名的城市济南冬天寒冷是出了名的,老舍先生曾写过《济南的冬天》,可谓对此感触颇深。冬天一到,济南的老百姓要摘下屋门口挂的竹帘子,还上风门子,这样便于保暖,除去花了门帘,济南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在屋内烤火盆取暖,他们用的一般都是铜火盆,应该档次比铁的稍微高一些吗,火盆里烧的是木炭,俗称荆炭、钢炭,意思是耐火撑烧。铜火盘直径约60厘米,边沿宽10厘米,且有精致的花纹。火盆一般放在八仙桌前面,里面放上木炭慢慢燃烧。人们围坐在周围烤火取暖,有的还会在火盆的沿上放上地瓜和花生烤着吃,边吃边聊,香喷喷的,话题自然就很广泛了,漫漫冬夜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当然,那时南方有些条件差的家庭住房窄小,家里放不下火盆,就用烘篓和烘篮取暖。烘篓和烘篮一般以竹篾编织而成,大的烘篓有桌子高,烘篓内放着燃炭的钵子有小号脸盆那么大;小烘篮的只有七八寸高、放碗大的小钵子燃炭。无论是大烘篓还是小烘篮,在里面放上烧红的炭火,暖烘烘的,大烘篓放在室内取暖;小烘篮提在手上暖手,或者放进被子里暖被窝,或者烘烤湿湿的衣服,都很方便。冬天,人们常常烧一把红旺旺的炭火,放进烘篮的碗砵里,手提着串门聊天儿,还顺便烤上几个土豆红薯,一路上,炭火香伴着红薯香,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闽南地区冬天下雪的概率很高,多数冬天都会下雪。那时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提着一个竹编的烤火篓取暖。晚上睡觉,都要用一个铜质的、扁圆的容器,装些炭火,再包裹上几层布料,放在孩子们的被窝里,先给孩子们暖床。冬天孩子们上学时,都得穿的厚厚的。南京也是如此,人们出门都是棉袄棉裤的,手上提个烤火篓,有的高级些在碳火里放些香料,一路热气一路香气,别有一番风味呢。
烟煤炉子与锅灶暖炕
除了火盆和烘篓,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取暖也有他们的取暖方式。尤其是老北京的四合院,怎么取暖呢?那时,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百姓家里用炉子取暖十分常见,一般都是小白泥花盆炉子,有个架子。这种炉子后来全部为铁炉子所代替。早些时候的炉子没烟囱,添煤时要将炉子移到屋外。因此,中煤毒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火拢得旺旺的,门窗又都关闭得严严的,晚上睡得太沉,煤气中毒现象时有发生。北京人生火,往往由头年的十月初,一直烧到次年的二月初,差不多得烧五个月,要不怎么说冬天苦长呢。
而在北方地区及东北地区,最常见的取暖神器,是热烘烘的火炕。在普通人家,为了节约薪炭消耗,习惯于把锅灶和睡觉的炕连为一体。这样,在做饭的同时也把火炕烧热了,一举两得。北京大杂院中住两三间屋的人家,也是多在里屋窗下砌砖炕,炕沿中间下方开一个小方洞,内有通往炕四角的坑道,余烟从东西山墙处随烟筒排出。北方称砌火炕为“盘炕”,盘炕的以京东的卢龙人居多。卢龙人盘的土炕,眼顺、火旺且不易倒烟,也算一绝了。
那时,天津三合院的火炕和锅灶,与其他北方的暖炕有所不同,他们多为里外间联通样式。灶台,俗称锅台,在外间屋,与里屋的火炕通过烟道相连,火炕上冬季铺着棉褥,下边垫着“蒲帘子”,一般老人或孩子睡靠近灶台的炕头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最暖和。白天,被褥叠好后,放在火炕左上角靠里位置,其他炕上位置作为放饭桌吃饭和聊天的地方。而单间式炕头处有一凹窑放锅做饭,平时用箱式木盖盖住,上面睡人,俗称“锅台箱子”。天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近郊周边苇塘多,多产芦苇和杂草及秫秸,这都是天津人冬天做好的燃料,所以天津人多用柴灶做饭,炕灶多以芦苇杂草和秫秸作为燃料。
据民国时京剧评论家丁秉鐩在其《烧饼麻花儿和豆皮儿卷馃子》一文中回忆:“天津人用柴灶做饭,一个大铁锅,下面有个锅腔子,燃料用秫秸,或是苇杆。有的人把铁锅砌在土坑上,锅底下的灶口通到坑洞,晚上烧一锅水,把坑也烧熟了,睡在上面很舒服,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原始的‘暖气’。”
汽炉取暖与供应暖气
相较于一般的老百姓的取暖方式,而富人取暖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同样是在南方,汽炉已成为那时富人取暖的标配。1936年6月5日的湖南《大公报》上一则广告很醒目:“冬天,暖屋的器具,以汽炉最善,孔士洋行最全。用以上的小锅炉,可能供给满屋温暖,用炭不多,受益很大。”这家号称销售汽炉产品最全的“孔士洋行”是德国的一家公司,湖南有他们的代理商。六月天孔士洋行就提早在报纸上打广告,真是宣传先行呀。这里的汽炉,就是小型蒸汽锅炉。当时是很时髦的舶来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这种汽炉取暖效果怎么样呢?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秘书的许宝蘅,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说,“因为白天在汽炉的房间里受热,竟然感冒了”,可见汽炉取暖效果还是很好的。鲁迅先生对这种洋玩意也是很留意的,他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汽炉。1925年,他在文章《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讲到伺候人的辛苦,说要“冬烧汽炉夏打扇”,可见汽炉已是富人普遍使用的取暖用具。1932年,鲁迅在上海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也提到,“在流徙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气,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全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显然,那时候上海旅馆已经配有了汽炉。大都市就是不一样。
如果说南方的富人使用汽炉汽炉取暖很时尚的话,那么在帝都北京就更应刮目相看了。那时,北京的一些人甚至都用上了暖气。
据《当代北京民用能源史话》记载,北京采取集中供热方式要追溯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时位于东交民巷的俄国道胜银行采用低压蒸汽锅炉供暖,用一台小锅炉分别为整栋办公楼供暖,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采用锅炉的供暖单位。后来,东交民巷各使馆、北洋政府旧议院、机关和清华学堂、北京饭店、京师大学堂、京师图书馆等先后引进和建立锅炉房,安装暖气设备,使用上了暖气。到了1919年,美国人建立协和医院时,建有地下锅炉房,安装了5台分别为5吨的锅炉,用于蒸汽发电、取暖以及炊事洗衣等。
那时北京也只有少数机关、学校、医院、饭店由分散小锅炉供暖。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现代大型建筑物数量不多,民用供热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全市有房屋2050万平方米,约有103万平方米由分散的锅炉供暖,供暖面积仅占全部建筑物的5%。
北京的大学取暖情况怎么样呢?北京大学的宿舍在北大红楼后面,条件不是很好,八个人一间宿舍,冬天冷得不得了,没有暖气,要生煤球炉子,所以家境稍好一点的北大学生不在北大住宿。而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周围都是农村,民居很少,因此清华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住校的,清华的住宿条件相对比北大好得多。一般是二至四个人一个房间,有活动室和会客室,有电话,有工友,用单独的卫生间,有洗澡间,有暖气——那个时候叫水汀,暖气的热度烧得很高。据说清华的暖气当时烧得比北京饭店还热,冬天非常舒服。当时,除了清华,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条件也是最好的,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宿舍跟北大的情况差不多。
北京人用上暖气得益于帝都的风范。而南方的长沙却格外受宠,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曾经下令给长沙市民免费供暖。为啥呢?原来,1938年的11月,政府为长沙人民实施了文夕供暖工程。同年的10月25日,武汉沦陷。期间前后20余万人前往长沙避难,早在当年5月,民国政府注意到这些难民很可能无法忍受长沙的寒冬,于是要求长沙政府必须立刻拿出措施应对。对此,市政府专门求助于当时著名的热电专家甄梅雍先生。甄先生用三周的时间,设计出了新河热电厂,并迅速落实建设,随着新河热电厂的建成,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电能,且于当年11月13日开始向5.6万余栋房屋供暖。对于此事,《中央日报》也予以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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