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确认找回被“消失”的继承人

□  王国春  李芸  郁玥

“王法官，有个继承案子的调解要做一下司法确认，原、被告是父子，已经都协商完毕了。”

“好的，我看一下。”

办公室里，人民调解员像平时一样，在组织调解完毕后，将当事人申请进行司法确认的案件，交给我审核。

经常会有人觉得“司法确认”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甚至经常有当事人还会急吼吼地对我们说：“法官，我们双方都已经自行协商好了，您赶紧确认一下就行了。”

其实，为调解协议进行审核是典型的“细微之处见真章”，仔细核查、小心求证、谨慎处置是我们的工作原则。就好比这起继承纠纷案件，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明材料几乎囊括了被继承人的一生。但在核对材料时，一张死亡证明却让我生起了警惕。

材料中的两个陌生名字

和大部分继承纠纷一样，案件的概括不过寥寥几句：被继承人张阿姨于2023年5月因病过世，她的名下拥有一套和丈夫老李共有的位于本市虹口区的房屋。因为房屋的继承人不止一位，老李选择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继承之诉，而被告则是另一位继承人——两人的儿子小李。

为了尽快完成继承事宜，亲生父子作为原、被告而提起继承之诉，这在法院并不稀奇。在诉前调解时，老李和小李就已谈妥，并在人民调解员的见证下达成调解协议，为了便于后期执行，随后双方便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在拿到卷宗材料后，我和往常一样开始逐一核对。然而却发现了一些与其他案件不同的地方：根据档案部门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显示，张阿姨的亲属关系只有配偶老李，以及两个儿子即小李和朱二，而这个在案件中并没有出现的朱二已经在2010年因病去世。

两个儿子，为什么分别姓李和朱？会不会有隐瞒的情况？带着疑问，我拨通了组织调解的人民调解员的电话，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

“听老李说，朱二是收养的小孩。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过子女。”电话那头，人民调解员回忆着当时调解的经过。

既然是收养关系，那么当初的收养材料呢？如果是收养，又为何选择李和张之外的第三姓——朱呢？这明显不符合收养的习俗。

再仔细研究卷宗材料后，一个假设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张阿姨会不会之前有过婚姻关系？如果这样，那在上一段婚姻中，会不会还有其他继承人？

带着这样的猜测，我又仔细查看了卷宗里的两份死亡证明。果然，在朱二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中，我又看到了一个名字——“朱三”！

被“消失”的一段婚姻

“朱三”，看到这个和“朱二”如此相似的名字，我感觉应该是找到突破口：这两人很可能是兄弟关系，所以才会被父母安排了如此具有相似性的名字。

于是，我立即拨打了朱三留在证明材料中的电话，想快点证实我的猜测。

从朱三的陈述中，一段被“消失”的婚姻缓缓揭开“面纱”：原来，张阿姨和老李结婚前的确曾有过一段婚姻，并和前夫老朱生育了三个子女，分别是朱大、朱二和朱三。张阿姨和老朱离婚后，朱二跟着张阿姨生活。当年，朱二过世时，朱三作为家属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确认。朱大则在2021年时因故去世，她尚有一子小林。张阿姨去世后，因为继承问题，老李、小李、朱三和小林曾共同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

我随即又联系了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张阿姨的继承事宜目前正在公证处办理，当时是四人及老李的律师共同前往，但是因为提交材料准备并不齐全，故公证处要求申请人继续补齐。可是之后，申请人并未再前往办理，因此公证书一直没有出具。

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张阿姨除了老李父子外，还有两位继承人——朱三和小林。

此时，我对于案件背后的探究变成了沉思：老李究竟是不懂法律，还是故意为之？

从“自以为是”到“自食其果”

揣测他人的主观意图是一件需要慎之又慎的事情，尤其是当事人诉至法院，更是牵扯了“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我约了老李来法院谈话。

老李开口就是竹筒倒豆子般的诉苦，并表示张阿姨去世后，小李擅自做主将房屋出售，并且已经收了定金，但因为涉及到继承问题，没有办法完成出售以及过户等事宜。因此，在律师的建议下，希望在公证处办理完继承事宜。同时，老李明确知道朱三和小林是继承人。根据他的说法，公证处一直要求补充材料，他认为这是在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所以他“换主意”了，不要通过公证办理了，转而到法院起诉。

我注意到，老李当时聘请了律师。这究竟是老李“自作主张”还是律师的“专业意见”？

经过询问，老李表示，他认为之前的律师办事拖沓，所以换了律师，但他没有告知张阿姨的婚姻和子女关系情况。

在整场谈话中，每当我问及为何不将朱三和小林列为被告时，老李都没有正面明确回答，反而一直重复地强调张阿姨的亲属关系证明中并没有朱三和小林，因此自己并非故意隐瞒。

听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了明确判断：老李始终知晓张阿姨的前一段婚姻情况以及生育情况，也明知朱三和小林应该作为继承人依法继承，却在公证过程中转为向法院起诉并更换代理律师，不仅未告知律师相关情况，还故意向法院隐瞒客观事实。

老李最后还是没有珍惜认错悔过的机会，作为当事人来说，他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但理由千万条，都不能成为他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

根据老李的陈述和行为，经过法定程序，认定他的行为属于虚假诉讼，应予以民事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对他作出罚款一万元的处罚决定。

此后，本案也从诉前调解程序转为立案审理。最终，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法官主持调解，张阿姨名下的房产份额由老李、小李、朱三及小林等人共同继承，老李向其他几人支付房屋折价款后，其他几人配合完成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终于案结事了。

人民调解如何“调到心坎里”？

我们常说“诉源治理”。如何在纠纷源头化解矛盾，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每一个法官值得深思的课题。

对我自己而言，要“调到心坎里”，除了要明确当事双方的真正需求，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以外，对司法确认做好认真的质检更重要，我们需要确保每一份调解协议能够“质量合格”。

这个案子虽然结束了，但是如何通过这个案子来提高其他司法“产品”的质量呢？我想，法律知识、案例资源和方法工具应该是这些人民调解员需要的。于是，我对近年来涉及虚假诉讼的继承案件进行了梳理，随后为驻院的人民调解员进行了详细地指导。特别是针对如何通过发现材料中的“猫腻”来还原事实，结合自己的经验，我介绍了些“小窍门”。

每一份司法确认的“合格出厂”，都需要人民调解员的“进攻”和法官的“防守”共同推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是调解工作中法院赋予当事人的“定心丸”。与此对应，法官对司法确认的审查同样重任在肩，既要考量调解协议本身的自愿性、合法性，同样要兼顾可执行性。

如果调解协议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公序良俗以及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不明确等情形，必须擦亮双眼，在“细枝末节”上“精雕细琢”，把那些故意隐瞒事实，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试图通过合法形式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老李们”拒之门外，让“朱三”们顺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才是我们人民法官对每一次司法确认应有的责任感。

（本案主审法官：王国春，虹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四级高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