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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申甲
一个平常的上午，我正准备走进法庭，审理一个看似平常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但在庭前，我却接到了一通不寻常的电话。“法官，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本案的情况比较特殊。为了不再给双方增添负担，我已辞去本案的代理工作，我也已将律师费退还给了原告，并将诉讼材料免费为原告整理完毕，今天将由原告本人到庭。”
带着异样的心情挂上电话，我再一次翻开那本卷宗。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负全责，定责清楚，并无争议；原告方摔倒受伤，断了肋骨，伤了内脏，但尚不构成伤残，涉诉金额并不算巨大。
就是这样一件看似平平无奇的案件，为何会让原告方代理律师庭前辞去委托，律师所说的“不给当事人增加负担”指的又是什么？
带着疑问，我走进了法庭。
初见双方
先到庭的是原告方，来的是一对老夫妻。“法官，我文化程度不高，一直从事体力劳动。事故中，我伤到了肋骨和肺，加上已经50多岁了，再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此后还需要进一步治疗，生活很困难。”女伤者不断讲述她受伤后的经历。
到了开庭时间，因被告始终未到庭，我一边安抚原告，一边让书记员联系被告。但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正当我准备缺席审理时，被告才在邻居的陪同下来到法庭。
“被告为何迟到？”
“我昨晚紧张得睡不着。”
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开始了庭审。但庭审过程很不顺利。被告时常答非所问，也总是不能清楚地表述其观点，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住址都无法准确陈述。
当庭审进行10分钟后，陪同被告到庭的邻居在旁听席上向我挥手。我宣布休庭，询问旁听人员缘由。“法官，她是个残疾人，精神残疾。”在旁听人员的帮助下，被告才从包里掏出了残疾证，证上赫然记载——精神二级残疾。
精神残疾分为四级，一级症状最重，四级则最轻。精神二级残疾，意味着被告基本没有诉讼行为能力。
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尝试询问被告的家属情况。但被告始终顾左右而言他，陪同而来的邻居也表示对其家庭情况不甚了解。
根据案件情况，我告知双方庭审程序目前无法继续进行。原告听后，神色黯然，不断询问赔偿款何时能够落实。但我却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到此，我也终于明白了原告代理律师的苦衷，当事人行为能力存在障碍，赔偿款不知着落，如再加上律师费，当事人的负担将会更重。
开展调查
为了尽快解决本案纠纷，在双方离庭后，我又到被告居住地进行了走访。
过程中，我得知被告独自在外租住于村舍，没有相关亲人陪伴，也没有劳动能力，仅依靠残疾补助度日；而且被告还身患疾病，需要长期服药，生活拮据。
为进一步调查，我来到了被告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通过翻阅户籍底档，我找到了被告丈夫的线索，案件的办理貌似出现了一丝曙光。但派出所民警的一席话，让我瞬间惊愕。
“法官，你是要找这位老先生吗，那最好由我们或社区片警陪同。”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道。
“这位老先生是精神一级残疾，我怕你穿着制服贸然去会惊吓着他。”
民警的回答让我燃起的希望瞬间破灭。精神一级残疾，也就是最重的残疾等级，这也意味着被告的丈夫更没有可能代表被告参加诉讼。在询问中，我还陆续了解到，由于夫妻两人都患有精神残疾，共同生活时争吵不断，更容易加重双方病情，因此之后被告搬离住所，独自在外。由于两人都没有劳动能力，经济困难，基层社区时常需要对两人给予照护。
走访残联
基于民警的提醒，经过分析，我认为直接去找被告的丈夫无益于案件的办理，反而可能给老先生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但户籍底档中未再显示被告的其他亲属信息，案件的办理陷入迷茫。然而，原告方的诉求合理，她也急需获得赔款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案件的办理不宜拖延！
思来想去，我决定走访被告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根据残联的档案和工作人员的陈述，我进一步核实了被告及其丈夫的残疾情况。正如民警所述，两人均患有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生活自理能力欠缺。在两人的电子信息库中，我找到了相同的联系人电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拨通了该号码。
接电话的是被告的女儿，听到被告在外驾车撞了人，电话那头的声音尽显崩溃。“法官，我父母都有精神残疾，我从小就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不与父母共同生活，因父母的精神疾病严重，长大后我也无法对父母进行管束。现在我自己刚踏上社会，本就无经济能力，实在无力为母亲处理赔偿事宜。请法官体谅我的无奈啊！”
“你的心情我明白，但出了事总要想办法解决。”我只得在电话中尽力安慰这名女孩儿。现在，代表被告出庭应诉的人是找到了，但赔偿费用怎么解决却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沟通中，我了解到被告的女儿经济条件也不好，似乎缺乏负担赔偿费用的能力。
挂完电话，我又向残联的工作人员询问起被告家庭的具体情况，过程中，我也讲述了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及被告家庭的困难。
“法官，组织上有给精神病人买过一些保险，这些保险可以对涉案事故进行理赔吗？”
“什么保险？能把情况具体说一下吗？”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案件处理的希望。
在沟通与翻找过后，我找到了与本案相关的保险险种——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责任险。根据残联工作人员的指引，我立即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通过详细地询问，保险公司确定被告在被保险人名录中，涉案事故产生的损失也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
在掌握保险理赔所需材料后，我再次拨通被告女儿的电话，在详细说明保险理赔流程后，我告知被告及其女儿尽快到庭解决涉事争议，积极配合后续理赔工作。此后，法庭追加被告的女儿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由她作为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
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案件获得了及时的处理。判决后，原告如愿获得了赔偿款。此后，残联和保险公司陪同指导并跟踪了后续理赔事宜。
法律是光
案件审结后，我及时对被告居住地的村委进行了回访，就被告的日常起居等事宜与村委进行沟通。
当生活无望时，法律是他们能抓住的光。
“法官，我们已经收到了保险公司打来的理赔款，理赔金额与判决金额几乎一致，感谢法院给予的帮助。”在接到被告女儿的这通电话时，我已经从民事审判条线转岗到了商事审判条线。
三年半的民事审判工作经历，让我感受到，我们人民法官办案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更需要切实帮助当事双方解决困难，化解矛盾。办案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总要提醒自己，勤跑腿、多动脑，办法总比困难多，因为当事人的困难，正等待着我们用办法去解决。而在此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基层村居、民警、残联、保险公司、律师等各方给予的合力协助，使我愈加坚信，在追寻公平正义的路上，我们法院人也从不孤单。
（主审法官：陆申甲，奉贤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二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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