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对少儿犯罪量刑定罪

□  刘永加

前些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也曾讨论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等，有委员建议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重、复犯罪不应轻罚。

少儿犯罪是一个特殊现象，那么在古代是怎么处理的呢？各个朝代对于少儿犯罪的量刑都有明确的规定，也有具体的做法，不妨来看几个古籍记载的案例。

少儿作案宽严处理各有说辞

我国古代法律对少儿犯罪的量刑定罪上，主要体现在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上。

秦律以身高作为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对身高不满6尺（相当于现在一米高左右，也就是八九岁的孩子）的儿童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汉律则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年未满八岁……非手杀人，皆不坐，”也就是说，8岁以下的人，除非亲手杀人，否则都不处罚。

唐律规定的更明确：10至15岁的少年，对所有犯罪行为都有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并可用赎金的方法代替刑罚；7岁至10岁之间只对反逆、杀人、盗及伤人这几种犯罪负刑事责任，且仍可通过赎金替代；7岁以下，虽犯死罪，亦不处罚。

古时候对少年儿童犯罪，尽管律例都有规定，可是长官意志也很重要。

在《南史》里就记载了这样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其一是：南齐的孔琇之担任吴县县令的时候，有个十岁的小孩只是因为偷割了邻居家的一捆稻子，就被孔琇之关进监狱，并且还判了罪。有的人劝解他不要这么做，他回答说：“这个小孩才十岁就能干偷东西的事，那么长大以后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这件事惊动了全县。

其二是：南齐王敬则曾经担任吴兴郡太守，郡里过去经常发生抢劫案件。有个十几岁的少儿因为在路上拾到到别人丢失的东西，王敬则就把他杀了示众。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拾路上的遗物了，郡里盗贼也绝迹了。王敬是希望震慑众人、树立威信才这么做的。可是他忘了他杀的是不该杀的儿童呀！更何况儿童不明白事理，路上看到别人丢失的东西就捡起来，这并不是抢劫，哪里值得这么重的惩罚？他还杀了儿童示众，这是残忍冷酷用刑，滥杀无辜的表现。对待少儿犯罪，像孔琇之那样的惩罚，起到惩治犯罪的效果就行了。

“勿以恶小而为之”，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少儿犯了罪，不应该只想到宽容，更应想到如何对其惩治才能达到警示的作用。前者值得学习，后者冷酷无情，不值得效仿。

对于手段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少儿犯罪，古代好像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按照王敬则的执法手段，估计肯定是杀无赦！

月光童子“妖言惑众”咋处罚

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冀州延陵那个地方有一个谣言惑众谋反的人叫王买，带着罪行逃亡，赦免令期限都过了，他还是不肯回来自首。后来抓获后，被判处斩首。据《魏书·刑罚志》载，被称为月光童子的刘景晖也曾跟着王买“妖言惑众”，并被抓获，廷尉卿裴延俊听说此事后认为，虽然事发在赦免令颁布之后，也应该判他死刑。

廷尉正崔纂听说此事，立即上奏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不能莽撞判案，尤其是对一个才9岁的孩童，决不能滥杀无辜。

他在奏书中说：“刘景晖虽然说过变蛇、变野鸡之类妄言，这不过是别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因此，杀刘景晖是没有道理的。如今是直言无讳的时代，所以不应该把没有死罪的人处死。刘景晖只是个9岁的孩子，嘴里边还有奶味，说话做事这都不是他自己做主的。‘月光童子’这个称呼也不是他自己说的。这都是奸吏无缘无故编造出来的事端，把作案的人说得越虚伪奸诈，就越显出破案人的能干。而且这件事是在赦免令发布之后才显现出来的，如果在律令之外，我们还要判他死罪，那么赦免令还怎么取信天下呢？天下人怎么会不怀疑赦免令的真实呢？《尚书》上说，与其错杀无辜的人，还不如漏判有罪的人。还有《法例律》上说：‘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如果杀死杀伤人，按照刑法判罪，要向皇帝上奏报告请示。’有人认为，小孩和老人犯罪，可以不采用这一条律令。我认为如果年老而智慧过人，就像姜太公那样，或年龄很小而聪明，像甘罗那样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上的，那自然可以按照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去做。可是刘景晖只是个愚笨的小孩，那么自然只适用一般的律法。”当政的灵太后读了崔纂的奏章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下命令说：“既然刘景晖已经得到朝廷宽刑的恩典，那么怎么还能议论要判处他重刑呢？可以把他流放到洛阳去做顺民，其他的事情就按你们奏章办理吧。”

九岁的儿童刘景晖因和大人一起，说了一些童言，结果被官吏罗织罪名，要被按妖言惑众的罪名处死。这时候朝廷对如何惩治他发生了分歧，经过辩论，最后只是判处流放罪，表现了古代统治者执法的人性化，尤其是贯彻了对少儿犯罪从轻的宗旨，可圈可点，值得今天司法借鉴。

当然这是视情况而定的，因为这个九岁的儿童并非十恶不赦。

幼杀幼“情实”之下判缓刑

清代陈其元曾任直隶州知州，审理过一件幼杀幼的案子。

案情是这样的：十五岁的吴三红眼欠十四岁的周二蛋饼钱，他祖母答应替他偿还。后来吴三红眼在外拾柴时，正好碰到周二蛋卖饼回家，于是又赊买了三块剩下的饼，说好第二天再还钱。吴三红眼马上吃了饼，周二蛋却反悔要他立即付钱。吴三红眼恳求周二蛋和他一起回家取钱。周二蛋不肯，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捡起石头追赶。吴三红眼下夺了石头，却被揪住衣服撞头。吴三红眼企图逃脱，一时情急，用石头砸伤周二蛋的后脑勺致其死亡。

本来欠钱理亏，现在又将人打死，吴三红眼理应属于“情实”。情实，是清代死刑判决的一种。一但认定罪行属实，将付诸执行，与缓决相对。

但是，陈其元认为，吴三红眼的石头是夺来的，伤人又出于被揪。饼的价格不高，原先说好第二天归还，周二蛋起答应，接着反悔，谩骂殴打显然是死者理亏了。再查律条，打死老人幼孩都属“情实”，目的是使少犯老、长欺幼的人有所忌惮。但是如果是老殴老、幼殴幼，似乎并不应该援引这一条文。现在死者是十四岁，凶犯只比他大一岁，都是孩童，为什么律条只适用于一人而不适用于另一人？如果说十五岁叫“成童”，十四岁叫“幼孩”，因此十五岁的吴三红眼应该属于“情实”，那么倘若十四岁打死十五岁，就应该一律算作“值得怜悯”了吗？那些三四十岁的人打死幼孩的，又该怎么判处？

吴三红眼在和周二蛋争执中误将其打死。吴三红眼已经十五岁，按照律条上规定的“十四岁”为界，吴三红眼杀死人这件事应属于“情实”，但从事实人情出发，吴三红眼打死周二蛋属于孩童之间的普通斗，应判“缓决”。

这个判决体现了陈其元在执法中的人性光辉，对于孩童犯罪，能够以实际出发，切实体现从宽的宗旨。陈其元把这件事记入了自己的《庸闲斋笔记》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