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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然不在战场上横刀立马，却在隐蔽战线上为党的事业赴汤蹈火，熊瑾玎就是其中一员。他为党理财，殚精竭虑，却甘之如饴，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管家”。周恩来称其“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为其取名为庆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立志于“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革命者，像玉石一样可贵”，遂改名为瑾玎。
熊瑾玎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参加了长沙五四运动，他提出“要办事，就要有钱”，主张创办实体。由于办事老成，有经济头脑，他便被推举负责新民学会的筹款工作。
1928年，熊瑾玎转移至上海，被任命为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为避免引起怀疑，他和爱人朱端绶以“福兴商号”为掩护，采取“社会化”“家庭化”方式保障中央秘密机关运行，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经常来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28年至1931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熊瑾玎先后开设了酒庄、钱庄、洋货店、印刷厂、绸缎厂等，这些商铺和工厂不仅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还成为了中央领导们开会、接头、传递信息的重要场所，使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在白区坚守。
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熊瑾玎不幸被捕，任凭敌人如何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被营救出狱，此时他已被羁押长达几年。
尽管为党理财多年，经手钱财不计其数，熊瑾玎却没有半点积蓄。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为党工作、对党忠诚的誓言。1940年，熊瑾玎的家人身患重病，10块大洋的就诊费难倒了他，最终家人因缺乏有效医治不幸离世，夫妻为此一直感到痛心。1973年，87岁的熊瑾玎进入生命倒计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赶往医院看望，此时的熊瑾玎已经说不出话，只通过纸条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两句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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