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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芃芃 张静
“又收了一个新的案件。”
“还是个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我和助理看着电脑上跳出来的新收案信息，原来是一个标的3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快乐公司（化名）起诉徐平安（化名）归还本金、支付利息，还提供了当时的借条及微信催讨记录。
“看起来很简单嘛，可以抓紧排庭当月结案啦。”我们起初是这样认为的。
可当我们打电话给徐平安准备询问调解意向时，徐平安却异常激动，在电话那头吼道：“我不欠快乐公司什么钱！明明是快乐公司拒绝给我的车子提档过户！收了我的钱，还不给我验车，凭什么还来起诉我？”
“徐先生您听我说，原告有起诉的权利……”还没等我们说完，徐平安就挂断了电话。我们意识到这件小额诉讼案件可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一辆车引发的“恩怨往事”
在庭前多次与当事人沟通并查看书证意见后，我们终于弄清了双方之间的“恩怨往事”。
2019年，徐平安向快乐公司贷款购买一辆二手重型货车，并将货车挂靠在快乐公司名下用于货运经营。为此，徐平安与快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和《挂靠协议》，分别约定了徐平安向快乐公司按月归还借款，以及按年支付一定数额的挂靠费用用于车辆年审、购买保险等。
2022年，因业务不景气，徐平安想把货车卖给老家当地的公司，需要快乐公司配合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但快乐公司拒绝并要求继续履行《挂靠协议》，双方因此产生嫌隙并逐渐升级为矛盾。
一气之下，徐平安不再照常支付每年的挂靠费用，快乐公司也不再为车辆进行年审、购买保险，车辆因未年审和脱保而无法上路。快乐公司还起诉过徐平安，法院判令徐平安结清欠付的挂靠费用。
而从本案中的借条、还款情况，以及徐平安自己在微信确认欠款的事实来看，徐平安还结欠快乐公司3万元的事实确凿，如果调解不成作出判决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简单机械地处理认定，真的能够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吗？“还是要尝试促成双方和解，一次性把双方的问题理清楚！”我们最终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并着手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他不懂我们算的“法律账”
在调解之初，我们做了一道“数学题”：生效判决确定的徐平安还未结清的挂靠费用是4万元，本案未归还的借款本金是3万元，一共7万元。那为什么徐平安一直反复表示不欠快乐公司钱呢？他又是如何计算这两笔账的呢？
“我微信说的欠款事实我认，但我之后还支付了5000元，怎么没给我算呢？”徐平安向我们抱怨道。
结合前案判决内容，我们解释：“在挂靠费用的案件中，法官已经把你说的那笔5000元在欠付挂靠费数额中扣掉啦，你再仔细看看。”
“那我从头到尾一共支付给快乐公司27万元，我才向他借款20万元，还多给了7万元呢，这又怎么说？”徐平安不解。
“你们除了借款关系，还有挂靠合同关系，你还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挂靠费用，多付出的部分是挂靠费用。”我们解释。
“不对的！我不欠快乐公司挂靠费用，他没有给我年审，保险也没买，拿了钱没办事，就是因为快乐公司不配合过户，导致其他公司没法收我的车，车就烂在那里，动也不能动！这又怎么说！”徐平安还是不解地问我们。
终于，我们在数次沟通中发现，原来徐平安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挂靠服务的年度是从每年1月至12月，但《挂靠协议》约定的起止时间是6月，导致徐平安一直漏算了一年的应付挂靠费用。经过我们的释明，徐平安终于接受这笔“法律账”，在应付数额上达成了共识。
“但我还是不欠他们的钱，我要求他们把车折价收走，我的车找不到接手的下家都是因为快乐公司拒绝过户，他们要负责收车。”徐平安又说道。
他们的“惯例”我们不懂
徐平安告诉我们，当时想要卖车是因为经济困难、业务不景气，“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处置这辆车了，我现在不做货运司机了，车子对我来说就是一堆废铜烂铁，你们能不能让快乐公司把车子收走，开一个价。”徐平安说道。
快乐公司的代理人是一位长期从事挂靠领域的专业律师，在听到我们转达的徐平安诉求之后，王律师也向我们坦言：“我们愿意回收车辆，我会去询问公司对车辆的报价。但是有几个问题，一是车辆目前处于未年审状态，不能上路。我们不负责运回车辆，要让徐平安自己想办法把车子运到上海。第二个是车辆现状不清楚，不知道公司能不能给出准确的估价。”
在请律师尽量做公司的工作，评估给出合理的收车价格后，我们也抓紧询问了徐平安的意见，徐平安犯了难：“我现在没有驾照，而且货车没有办法上路，也不知道会不会再产生额外的成本，而且凭什么要我单方负担，运输成本应该由快乐公司承担。”
听到两方意见后，我们对如何解决货车脱保、未年审、不能上路等问题也没了头绪，这一涉及特定行业实际操作的部分触及我们的知识盲区，调解工作顿时又陷入了僵局。但我们还是想再加把劲儿，真正地做到换位思考，并以此作为调解工作的突破口！
“1万元押金”成调解契机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时，徐平安又找到我们表示，当时快乐公司还收了他1万元的押金，他要求一并处理。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押金的事情？
原来，在2019年签协议的当天，徐平安曾经向案外人汽车销售公司支付了1万元，但没有任何备注，也没有任何书面押金收条或合同记载。
快乐公司的王律师经核实后表示：“快乐公司没有收到过这笔1万元的押金，徐平安是支付给了汽车销售公司。快乐公司现在的老板也是从其他人那里接手公司的，确实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材料。案子调解到现在也不容易，如果可以调解的话，我们也愿意把这1万元纳入结算，此后快乐公司再向上一个老板追讨。”
我们及时向徐平安转达了王律师的意见，并对他释明了法律上的诉讼风险：“现有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1万元是你受快乐公司指示支付的押金。如果不能调解，基于借贷法律关系，我们无法处理货车和押金的事情，只能由你再后续另外诉讼了。你不如考虑一下是否一揽子解决这个纠纷。”
电话那头的徐平安沉默了许久。我们继续解释，如果只是判决处理了借贷关系，后续势必引发连环案件，一是前案挂靠费用快乐公司势必要申请强制执行；二是要解决1万元押金事宜，徐平安就要作为原告，对快乐公司和汽车销售公司发起诉讼；三是要处理挂靠合同关系是否解除，以及登记在快乐公司名下的车辆所有权归属和过户问题，徐平安就要作为原告，对快乐公司发起诉讼。
“这些事项你不仅要另案处理，还要搭上时间和金钱成本，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在本案中法院帮你们一起一次性解决问题？”
“谢谢法官，你解释得很清楚，让我想想吧。”徐平安说。几天后，徐平安主动联系我们表示，他已经找到了当地的收车公司，谈好了回收款项，并表示愿意购买车辆的交强险，办理年审手续，并希望快乐公司可以配合提档手续。
后来，又是数个电话沟通、微信对接，好在最终达成了调解：前案判决中的结欠挂靠费用、诉讼费一并在本案中结算，并明确双方之间的挂靠合同终止；在本案中一并结算借贷关系中的本金及利息、押金1万元、货车折价回收价款；快乐公司配合办理货车提档过户手续。
调解书作出后两个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法官，我是徐平安，和你说一声，那个车子的事情我们解决了，我的钱也付掉了，真的感谢法院，感谢对方。”
挂断电话后，我回想起这个“简单的小额诉讼案件”的调解经过，深深感受到这份工作带来的沉甸甸的价值。正是这些案件背后鲜活的人生百态，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不仅要准确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还要学会换位思考，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在细微处传递司法温度和关怀，这也正是每个法院人需要思考和长久面对的命题。
（作者：王芃芃，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张静，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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