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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在陈雨桐（化名）的童年记忆里，“家里不能坐高铁”是打上初中起就有的“规矩”，“爸爸说我们只能开车出去玩”，久而久之，这也成了陈雨桐的个人习惯。
直到去年夏天，原本计划与同学踏上大学首场暑期旅行的她，攥着身份证站在高铁站售票厅，看到屏幕上出现的那行“无法购买高铁票”的提示，她才后知后觉，自己在12岁时就因父亲的债务被卷入一场民间借贷纠纷，导致被法院采取限高措施。
近日，这起由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办理的，针对监护人在民事调解中侵害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的监督案件获判，原民事调解书被撤销，这位花季少女最终卸下了“父债枷锁”。
这样一起典型案件的背后，也暴露出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问题。传统概念里“父债子偿”是否有法律依据？我的压岁钱谁做主？司法机关的保护路径又有哪些？本月正值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结合案件就此展开采访。
借条上的名字成花季少女的“羁绊”
现年20岁出头的陈雨桐自小和父母生活在上海，在她的印象中，儿时家里靠着父亲做机电生意维持生计，生活条件还算不错。在她7岁的时候，家里就在浦东买了一套近150平米的大房子。
变故发生在她上初中那会儿。“那时我发现时常有债主上门讨债，后来我去了浙江的高中读书，不清楚家里情况了，只是感觉家里生活条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也很久没有一家人出去旅游了。”在接受检察官的询问时，陈雨桐这样说道。
“直到去年暑假，我发现自己作为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买不了高铁票，后来回到上海家里发现在搬家，家里人这才告诉我经济状况不好，原来的房子要拍卖了。”联想起父亲过往几年常说的“家里不能坐高铁”的规矩，陈雨桐瞬间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但这突如其来的债务，着实让当时刚上大一的陈雨桐很是烦恼。“当时我才12岁，对于父亲欠下的债务我也不知情，签字是我父亲代签的，但现在我要作为被执行人让我共同还债，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为此，陈雨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撤销原民事调解书。
接到陈雨桐的申诉后，闵行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迅速展开调查并实地走访。在陈雨桐一家现住的出租屋里，检察官看到了保存的一摞法律文书：泛黄的调解书上，她和父母的名字并列，她的名字后面则是一串沉重的债务数字。
从陈雨桐父亲陈乔伟（化名）的口中，承办检察官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2016年，陈乔伟为了投资工程，向朋友李某借款了250万元。
为了让债权人放心，他在补写借条时，将名下一套房产作为抵押，并擅自加上了共同所有人妻子和当时未成年的女儿陈雨桐的名字。“当时不懂法，是朋友提的要求，说是把借款写上孩子名字，房子拍卖后能多一点清偿份额钱……”在闵行区检察院的询问室里，陈乔伟的声音里满是懊悔。
高额债务背后 监护人滥用代理权
但让陈乔伟没有想到的是，投入上千万的项目，换来的却是一场失败的结局，随之而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债务纠纷。
“在这之后，陈乔伟因未偿还债务被诉至法院，后来他自愿与李某出具民事调解书，约定由其及其妻女共同清偿债务及利息。而这份债务不仅让陈乔伟被强制执行，连当时处于未成年的女儿陈雨桐也被限制高消费。”闵行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该案承办人程慧告诉记者。
而在对陈乔伟展开的询问中，检察官也发现了更多细节：2009年陈家购买的共有房产，是陈雨桐未成年时由父母购入的，却因债务纠纷被多次查封；李某作为债权人，明知陈雨桐是未成年人，仍同意将其列为共同被告，试图通过房产份额增加清偿保障。
“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调解书将陈雨桐列为共同被告时，既未通知其本人到庭，也未经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程慧告诉记者，其中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通过查看陈乔伟的银行流水，发现他的借款全部是用于工程投资项目，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或女儿的教育支出。
“我们通过对处分财产的实质目的，以及处分行为对未成年人产生的影响等维度审查后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监护人滥用代理权，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一起案件。”程慧向记者解释，《民法典》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进一步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程慧补充道。
“本案中，小陈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亲擅自为她设定债务，本质上是无权代理。民法典明确规定，监护人必须‘为被监护人利益’才能处理其财产，而‘利益’绝不能等同于‘债权人的利益’或‘家庭整体利益’，必须是直接有益于未成年人本人的事项，比如教育、医疗等。”程慧表示。
父债子偿？压岁钱纠纷？财产处分边界何在
经过审查，闵行区检察院认定本案监护人无权代理设定债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调解内容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违背公序良俗。
闵行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郭箐列席法院审委会，检法两院达成共识，共同推进该案的依法办理，撤销对陈雨桐的债务认定，该案近日获判。
而从个案推动源头治理，检察机关还强化监护职责监督，针对陈雨桐父亲滥用监护权，侵犯子女权益的行为制发《督促监护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职责。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未成年人保护效果的最大化，闵行区检察院还组建了“未蓝星”志愿者队伍，联合民政等职能部门，打造“闵检民星”系列活动，以该案为切入点举办“监护职责与未成年人财产保护”专题宣讲、法治沙龙，推动全社会明晰监护职责的法定边界，以司法保护助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保护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但对其财产权益保护却鲜有实践探索。”采访中，程慧表示，在很多家长的认知中，往往认为孩子还没有赚钱，钱当然是父母的，由此产生误解，认为孩子的财产父母有权处置。“其实大家都没有很好地理解《民法典》中‘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句话的内涵。”
以近年来多地发生的子女起诉父母要求返还代管压岁钱的案件为例，程慧认为，如果父母以保管压岁钱为名去炒股或还债，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虽然通常情况下孩子不会提起诉讼，但从法理上讲，除非用于孩子的学习、升学等费用，否则父母不能随意支配。”这其中即涉及到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行为的边界问题。
针对传统概念中“父债子偿”的问题，程慧也结合《民法典》进行了解读：《民法典》明确，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承担独立的民事义务。因此，父亲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债务原则上应由其自行承担，子女并无直接的偿还义务。“但在继承遗产、提供担保、形成共同债务或父母恶意转移财产等特定情况下，子女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债务责任。”
而对于由债务引发的未成年人限高问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金颖晔则认为，这在实践中的确争议较大，“我认为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应慎用限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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