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守护“少年的你”背后的司法力量

　　□  记者  胡蝶飞  季张颖  通讯员  李家兴

　　“虽然爸爸伤害过我、伤害过妈妈，但是在法官和社工姐姐的帮助下，我看到了爸爸一点一滴的改变。这次爸爸还带来了我最爱的那只仓鼠。我愿意给爸爸一次机会，相信爸爸会重新成为一个好爸爸。”在一次探望中，女孩小燕说。

　　这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双方上诉的探望权纠纷案件，也是唯一一个入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典型案例的上海案件。

　　而这样的一起案件只是诸多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冰山一角。从探望权纠纷，到涉少家事案件，从网约房整治，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海司法机关正在从多维度着手，搭建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网。“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记者近日走进上海多家政法单位，寻找守护“少年的你”背后的司法力量。

　　司法+社会力量破解探望权纠纷难题

　　小燕的父母离异，约定5岁的小燕随妈妈共同生活，父亲杨某可在每周五探望她。然而，双方就探望事宜屡次发生分歧，杨某还曾为此申请强制执行。一次，父亲杨某在探望小燕时，父女之间发生不快，产生隔阂。

　　母亲胡某认为，小燕父亲杨某的行为不利于其成长，且小燕对爸爸的探望已经有些内心排斥。于是，母亲胡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杨某的探望方式为每月探望一次。

　　上海一中院审理认为，杨某和小燕之间产生隔阂，致使探望受阻，单纯通过探望权判决难以达到实质性化解矛盾的目的，因此在诉讼中聘请社工在探望基地协助杨某对小燕进行探望，并对杨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这类案件往往存在探望权行使不畅的问题。“简单地一判了之极有可能激化双方矛盾，难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为此，该案主审法官何倩与专业社工通过第三方协助探望机制，实施“协助探望—调解—回访”工作法，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探望依协议约定顺利开展。

　　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方的妥善探望，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但实践中探望权的行使往往因双方矛盾受到阻碍。”何倩坦言，本案借助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通过协助探望的做法，既尊重了未成年人的意愿，又保障了探望权的顺利行使。通过“协助探望—调解—回访”模式，化解了家庭成员间多年来因探望引起的矛盾，对切实化解“探望难”问题有示范性的作用。

　　上海首例！涉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今年，上海一中院受理了上海法院首例涉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面对法官，权益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家长满怀悲愤与自责：“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打着‘约拍’的幌子，拍下如此之多的‘软色情’照片并在网上销售。还是那么小的孩子，以后可怎么办……”

　　上海一中院在审查检察机关起诉书时发现，本案涉及未成年人这一不特定群体人格权的特殊保护，在理论层面和实务角度都具有较大的示范意义。因此，该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专门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案件。为全面准确评价当事人行为、实现未成年人个体与群体权益的整体保护，上海一中院还依职权启动提级管辖程序，让涉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和刑事诉讼首次实现“相向而行”。

　　“法官叔叔，我还有不到两百天就要高考了。户籍一旦被撤销，我就成了‘黑户’，难道别人的一个错误，就要让我用青春和一生去偿还吗？”一起撤销户籍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小明抑制不住哭泣。

　　这是上海一中院审理的首例涉未成年人行政案件的庭审现场。小明因父亲否认双方亲子关系而向户籍机关申请撤销自己的户籍。一纸撤销决定，小明从此成为无户籍的“隐形人”。为此，小明母亲将户籍部门起诉到法院。合议庭在首次开庭审理后，认为本案仅通过判决尚无法实质性化解矛盾。考虑到行政机关也有解决行政争议的意愿，合议庭正在努力促成双方实现行政和解，力求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政府保护的有效融合。

　　法治副校长“春雨护苗”助推普法效果最大化

　　“如何防范‘隔空猥亵’呢？”“不管包裹着什么样的外壳，只要对方提出的油腻而‘下头’的要求是常人看来无法接受的，就必须予以严词拒绝。坏人不会因为隔着网络就变成天使！”

　　这一问一答，现场笑声和掌声霎时响成一片。这是2024年9月5日，上海一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吴金水受聘出任复旦中学法治副校长，并讲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开学第一课”的现场。从沉迷网络游戏的不良后果到恶搞同班同学的“表情包”，吴金水用40分钟的时间，为该校700余位师生带来了一场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的“讲座”。

　　为了让法治副校长工作融入日常、化为平常，真正满足学校对高质量法治资源的迫切需求，充分履行人民法院推进多元保护、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职责使命，上海一中院推出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法治副校长实质化履职机制。

　　在宣教内容上，设置体系化专业化的专题课程。例如，2025年春季学期，与复旦中学合作设计推出“民法典中的法理情”系列课程，结合2025年《民法典》颁布5周年这一时间节点，讲深讲透《民法典》中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项规定；穿插模拟法庭、“家长学校”、“校内听证会”等新颖宣教形式，使宣传效果最大化。

　　据介绍，去年9月法治副校长聘任以来，法治宣传队以量身定制的各种方式来宣传法律知识、树牢法治信仰，开展法治宣传20余次，真正做到了“上新”更“走心”。“春雨护苗”法治宣传队队长、未家庭法官助理李家兴说：“我们始终把孩子们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更重要。我们多做一次普法教育，孩子们就可以少走一段弯路，这比事后千百次弥补和挽救都值得坚信和坚守。”

　　增设未成年人预订网约房身份限制提示

　　在线选房、电子支付、密码解锁、无需见面……凭借这些优势，近年来“网约房”爆火，但与此同时也导致许多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就能住宿，极易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如何推动使网约房成为“安全房”“阳光房”？以问题为靶向，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导下，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会同区委网信办、携程集团共同制订并发布了“未宁携手e心守护”计划。

　　其中，针对网约房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问题，长宁区推动携程集团在全国率先增设未成年人预订网约房身份限制提示，有效拦截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单独入住旅馆或与其他成年人共同入住旅馆的情况。

　　“在该机制下，一方面，我们在携程APP网约房预订消费者界面增加未成年人安全须知和限制未成年人身份预订提示浮层。”长宁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另一方面则在携程入驻旅馆经营者后台增加未成年用户服务注意提示，通过安全提示加系统审核，拦截未成年人未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独自入住旅馆或者与其他成年人入住旅馆的情况，强化未成年人网上预订旅馆安全保障。

　　在此基础上，长宁区还建立了一套多部门联动机制，包括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线索研判预警机制，逐步探索提高预警和识别能力，并在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线索发现、维权救助、纠纷处置、普法宣传等方面强化联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