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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荔
“家？不记得了……小时候村里有个大坑……”
“姓名？好像姓刘……名字是后来自己取的……”
因犯盗窃罪被判处6年6个月的阿文（化名），2020年年底至吴家洼监狱服刑，当监狱民警试图了解他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时，回应他们的是一片茫然的空白和破碎混乱的只言片语。
作为一个“双重三无”人员，阿文的情况让民警高度警惕，不知来处，也注定他的“归途”将充满荆棘……
不知来处 身份成谜
看上去年过四十的阿文自称幼年离家，漂泊数十年，对原生家庭仅有模糊的、碎片化的印象——家在江西，村子附近似乎有个“大坑”。这些零星的线索，就是他全部的人生印记。阿文甚至无法清晰说出自己的出生年月，这是一个在监狱管理语境中令人高度警惕的“双重三无”人员。
第一重“三无”：无身份、无户籍、无亲属。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户籍系统查无此人，社会关系网完全断裂，仿佛一个被遗忘的“透明人”。
第二重“三无”：无会见、无通信、无汇款。在服刑期间，没有亲人探视、没有外界来信，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接济。这意味着他不仅在物质上极度匮乏，在情感和精神支持上更是处于“真空”地带。
一个身份不明、社会关系成谜的服刑人员，意味着潜在的高风险。因此，监狱第一时间启动工作预案，安排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评估阿文的精神状态、认知水平和危险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阿文的行为始终可控。同时，一场关于阿文真实身份的“破冰行动”悄然展开。
“没有根，就没有牵挂。帮阿文找回身份、找到来处，是稳定他的情绪、引导改造，最终确保他顺利回归社会的关键一步。”阿文的主管民警深感责任重大。
然而，找回阿文真实身份的线索非常有限。驻地公安机关的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多次进行人脸比对，结果如石沉大海；“网上追逃”信息库也查无此人。
阿文是否冒用了他人身份？会不会是流窜作案的惯犯？甚至是否存在更复杂的隐情？重重疑云笼罩在民警心头。唯一的突破口，只剩下阿文口中那些模糊的地理记忆。
根据阿文提供的“关键词”，监狱狱政科民警在电子地图和行政区划资料中反复查找，却始终找不到符合条件的村落。致电江西相关部门后，民警获得重要信息：该区域历经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地名可能与现实存在偏差，但有一个乡镇的地理特征与阿文的描述最为接近。
2021年1月，一份盖有吴家洼监狱公章、详细描述阿文特征及自述信息的协查函，连同他的照片，寄往了该乡镇派出所。然而，一个月的排查如大海捞针，没有一户人家能对上号。第一次身份核查，遭遇了冰冷的失败。
后来的时光里，监狱一边做好阿文的教育矫治工作，一边也持续与当地联系帮他寻找家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寻亲工作一直没有进展。
就在监狱考虑是否要派出专人赴江西实地走访时，转机出现。当地村民刘强（化名）得知消息，觉得阿文很像自家三十年前走丢的堂弟，于是联系到吴家洼监狱，阿文的家庭情况由此逐渐清晰。
阿文幼年丧父，母亲有智力障碍，后改嫁他人。年幼的阿文被托付给伯父，也就是刘强的父亲抚养。大约在1989年，年仅9岁的阿文因琐事与亲戚发生激烈争执，倔强又敏感的他负气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家里人像疯了一样找他，广东、福建、上海……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刘强声音哽咽，得知堂弟可能还活着且在监狱服刑，亲人们悲喜交杂，纷纷表示渴望尽快见面认亲。
柳暗花明？波澜再起
事情柳暗花明，一切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但时隔多年，阿文是否真的就是刘强口中的堂弟？为了证明亲属关系，经过沟通，在江西宜春市司法局的协调下，当地司法鉴定中心为阿文、伯父以及后来找到的阿文母亲分别采集了血样进行DNA比对。
然而，当鉴定报告送达时，意外出现了：鉴定报告显示阿文与生母存在血缘关系，与抚养他的伯父却不存在生物学上的关系，也就是说，阿文的伯父很可能并非他的亲伯父。这如同一盆冰水，瞬间浇熄了刚刚燃起的亲情火焰。
原本认亲热情高涨的刘强等人得知结果后，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尤其是当监狱教育科民警联系他们，沟通阿文刑满释放后的落户和安置帮教事宜时，电话那头的回应变得冰冷而决绝：“户口？不行！不能落到我们家！他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么多年没联系，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而另一边，阿文也受到了打击，监狱民警不断开展工作安抚稳定他的情绪。好在，在接受法治教育、生活指导、技能培训等实实在在的教育矫治后，阿文的改造态度和表现有了积极转变。他不再像最初那样封闭和麻木，而是逐渐开始认真参加劳动和学习，并因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奖励，于2025年8月提前刑满释放。
如此一来，帮阿文找“家”的工作显得更为紧迫。
今年年初，吴家洼监狱党委决策，将阿文的刑释衔接工作提升到最高优先级，成立了由监狱领导挂帅，狱政管理科、教育改造科、刑罚执行科、监区等多部门骨干组成的“刑释衔接工作专班”，一份详尽的刑释衔接工作预案紧急出台。
与此同时，监狱综治民警为了阿文的户口问题，与他的家人紧锣密鼓地协调沟通。民警将沟通的焦点转向了阿文的母亲一方。据了解，阿文母亲改嫁后，又生了个孩子，也就是阿文的弟弟。
经过监狱民警多次政策解释、情理说服，在当地司法所的协助下，弟弟的态度有所松动，最终同意阿文刑满释放后将户口落在母亲的户籍地址上。这为阿文解决了最根本的身份问题，也终于有了回归社会的“通行证”。
然而，仅有户口是远远不够的。监狱深知，一个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人监管的刑释人员，很有可能再次滑向深渊。监狱主动出击，构建了“监狱-司法-公安-基层（村/居）”四方联动的安置帮教协作机制。监狱教育科负责人多次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视频会议和电话磋商，最终敲定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无缝衔接、户籍落地、临时安置、生活保障以及就业帮扶等内容。
告别“三无”落地新生
今年8月，阿文刑满释放当日，监狱派出由两名经验丰富的科职领导和一名熟悉阿文情况的专职综治民警组成的三人小组，全程护送阿文返回家乡。抵达目的地后，监狱民警与当地司法局、派出所、村委会完成正式交接。只是，还来不及为阿文的“归家”高兴，现实的压力就来了。
刘强和几位亲戚闻讯赶来，情绪复杂，且都明确拒绝让阿文跟他们回去。亲戚们的态度让阿文眼中刚刚燃起的一点微光迅速黯淡下去。他沉默地蹲在司法所院子外的花坛边，眼神迷茫。更雪上加霜的是，此前愿意接收阿文做学徒的小型汽修厂老板临时变卦了……
阿文刚“落地”，又面临“无处可去、无工可做”的窘境。当晚，乡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已经执行完护送任务的监狱民警没有离开，而是和镇司法所所长、派出所负责人以及村支书围坐在一起，为阿文的临时住房和工作落实问题召开紧急协调会。
根据阿文的经济情况，以及在监狱接受过汽修技能培训的经历，最终为他寻得一处租金便宜的暂住地，并再次尝试为他争取汽修厂的学徒机会。当村支书将临时住房和工作正在落实的消息告诉蹲在门外的阿文时，他猛地抬起头：“真的？有地方住？能学修车？我愿意！”生存的本能和对技能的渴望，在这一刻强烈地迸发出来。
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清晨，监狱民警准备离开。而前来送别的阿文有了不一样的变化，他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衣服——虽然款式普通，但干净合身。“堂姐一大早送来的，说是给我换洗。”阿文有些不好意思地拉了拉衣角。这份微小善意，像一道微光，照进阿文内心，让那厚重的阴霾散开一些。
临别时刻，阿文紧紧握住监狱民警的手，反复呢喃着“谢谢”二字。
“那天送别我们的阿文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双重三无’刑释人员，而是一个‘落地’即将努力生根的、新生的人。”民警说，目前阿文已在当地司法所和村委会的持续帮扶下，在一家小型汽修厂开始学徒工作，生活基本稳定。
身份落地、住所暂安、工作有望、亲情微暖的转变……阿文的故事，仍在继续。
民警的话>>>
阿文的回家之路，是上海监狱系统近年来持续深化刑释衔接工作机制、破解特殊人群回归难题的一个缩影，也是“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末梢的生动实践。“双重三无人员”是服刑人员改造与回归社会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他们往往像断了线的风筝，社会危险性极高。监狱的刑释衔接机制，核心在于主动排查、科学评估、内外联动、精准施策。
而像阿文这样的案例，是多部门、多环节协同作战的结果。它体现了“惩治犯罪”与“创造新生”的辩证统一，是将“以人为本”“修复性司法”理念贯穿于刑罚执行全过程的必然要求。做好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挽救一个个体，更在于有效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为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建设夯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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