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十字楼”：清算日本战犯罪行之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2月13日，将迎来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提篮桥监狱作为历史见证者，承载着民族抗争的深刻印记，成为司法正义与民族记忆的重要象征。

　　见证历史的提篮桥监狱

　　上海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要地，是两次淞沪抗战的爆发地，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期中心。抗战胜利后，上海既是审判日本战犯的初始地，也是审判日本战犯的终结地，上海军事法庭是全国10个军事法庭中存在时间最长、审判日本战犯最多的一个法庭。上海既有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法庭，又有盟军美军军事法庭。

　　从1945年12月至1949年1月，先后有大批日本战犯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和位于江湾的战犯拘留所、国防部战犯监狱。虽然，提篮桥监狱现已搬至新址，但位于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遗址仍保留着“十字楼”等见证过历史的建筑群，是1995年8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

　　提篮桥监狱1935年10月前全面建成，形成了监狱占地面积60.4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的庞大囚禁建筑群，一度是远东第一大监狱。提篮桥监狱的建筑特征有着十分明显的囚禁色彩。从外形看，各监楼有一字型、T字型和十字型，分别关押不同类型的犯人。十字型监楼，也就是“十字楼”，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

　　踏入提篮桥监狱的“十字楼”（现为“上海监狱陈列馆”），肃杀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关押审判日本战犯之地，1946年1月至9月先后有47人分10批受到审判，六人在十字楼三楼的绞刑房执行绞刑，历史在此刻下民族抗争的深刻印记。

　　“十字楼”共有6层，拥有大小不等的140多间牢房，牢房内设有固定的小桌、凳子、铁床和抽水马桶，楼顶还有四个放风场，从二层至六层的中心是一个圆的广庭，直达穹顶。穹顶采用有机玻璃，既能挡风遮雨，又能采光。每层用铁丝网隔离，预防安全隐患。从三层开始每一翼两边是监房，看守站在圆形铁栏旁，可以观察任何一个监房的动静。“十字楼”三楼的一个房间，曾经是狱中的室内刑场。

　　1945年12月，美军借用十字楼关押关押日本战犯，并在“十字楼”的五楼设立军事法庭，法官、检察官、律师、翻译、记录人员等均为美军军官。1946年1月24日开始，第一批起诉审判了包括镝木正隆少将、侵华日军汉口宪兵队司令福本龟治大佐等18名日本战犯。

　　关押期间，先后有两名日本大将在狱中死亡，一是安藤利吉在狱中服毒自杀。安藤利吉，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第10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被捕，是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公布的261名日本重要战犯之一。受降后，他暗暗把剧毒药品藏在军大衣的夹缝中，躲过监狱检查，并于1946年4月19日深夜服毒自杀于提篮桥监狱。他是中国境内自杀死亡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没几天，安藤利吉的法律顾问松尾正三少佐，也在自己的监房里上吊自杀。

　　而另一名是冈部直三郎陆军大将，他没有毙命在侵华的战场上，却突发脑溢血死在监狱里。冈部直三郎，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被捕，是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公布的261名日本重要战犯之一。1946年8月初，乘长江轮船从武汉转押到上海，同年11月28日因病在提篮桥监狱死亡，是中国境内因病死亡的侵华日军最高将领。

　　美军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三个月后，把第一批审判死刑的五名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镝木正隆是第一个走进室内刑场被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隆，少将，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1945年6月调回日本，任第二军第55军参谋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于1945年12月24日，作为战犯从东京引渡抵沪，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46年2月28日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月22日被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执行绞刑。

　　其他在上海关押的日本战犯

　　1946年3月，上海军事法庭成立，位于虹口江湾路1号四楼，日本战犯拘留所设立在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兼任拘留所所长，许多日本战犯及战犯嫌疑人均集中关押在提篮桥。由于上海交通便捷、关押场所坚固，自1947年起，随着各地部分军事法庭陆续关闭，不少已经判处徒刑或未判徒刑的日本战犯被转押到上海。除提篮桥监狱外，当时的国防部战犯监狱（宝山区殷高路15号，俗称“江湾监狱”或“高境庙监狱”，现址已改为他用，占地面积大为缩小，房舍已改建）也是关押场所之一。

　　1945年12月至1949年1月间，曾经先后关押在上海的将级日本战犯还有：冈村宁次(1884—1966)，大将，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屠杀中国人民的头号战犯。1948年后曾一度关押在江湾监狱，1948年8月23日初审。在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公审时，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无罪释放，这也是上海军事法庭的最大败笔。

　　谷寿夫，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主犯。1946年2月2日在日本东京被捕，8月1日从日本东京引渡至中国，乘飞机押解抵沪。10月4日从上海押解至南京。1947年3月10日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月26日在雨花台执行枪决。

　　矶谷廉介，中将，曾任东京第一师团参谋长、教育总监部课长、侵华日军关东军参谋长，日本驻香港总督等，抗战胜利后被捕。系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公布的261名日本重要战犯之一。1947年2月22日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3月20日押解上海，在国防部战犯监狱服刑。

　　鹰森孝，中将，侵华日军第11师团长，抗战胜利后被捕，系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公布的261名日本重要战犯之一，后押解在上海。

　　落合松二郎，中将，侵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团长、第23军独立步兵第13旅团长、第60师团长。抗战胜利后被捕，1947年1月从提篮桥监狱移押至江湾战犯监狱。

　　泽田茂，中将，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在日本被捕，1946年2月初自东京引渡到上海，拘押于提篮桥监狱，同年4月15日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松井太久郎，中将，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侵华日军第69师团长。抗战胜利后在嘉定率部投降，关押在江湾战犯监狱，后被释放。

　　田中久一，中将，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司令官、日本驻香港总督。抗战胜利后被捕，系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公布的261名日本重要战犯之一。1946年9月3日在上海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10月17日又被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7年3月27日枪决于广州流花桥。

　　奈良晃，中将，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被捕，1947年4月从日本经台湾乘船于4月27日押解抵沪，1948年6月8日被武汉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同年7月15日移押上海关押。

　　三浦忠次郎，中将，侵华日军第69师团长。抗战胜利后被捕，系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公布的261名日本重要战犯之一。1948年5月31日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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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整理自上海监狱公众号、《上海监狱的时光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