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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亮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八条的正确适用，需坚守区别对待、治罪治理并重、凸显社会效果、以及慎刑四大理念，既杜绝刑事打击不足的弊端，又防范过度打击的风险。
□对于严重侵害民企产权、破坏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腐犯罪，必须坚持从严打击的原则，彰显法律的震慑力；对于没有严重侵害民企产权、社会危害性较小、情节轻微的涉民企贪腐案件，必须通过具体、可操作的司法适用技术，划定追责边界，遏制过度打击。
□准确评估涉民企贪腐案件的社会危害性，需要摒弃“一刀切”的评价标准；重点研判涉民企贪腐犯罪的法益修复成效，明晰其法益属性、形成机理与司法成本；结合不告不理原则，依托案件涉私属性完善评估机制；考量民企自身特点，结合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完善评估。
《贪污贿赂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施行后，涉民企贪腐犯罪参照公职领域标准定罪量刑的规定，引发各界广泛焦虑。不少人担忧此举会导致刑事打击过度、追责范围扩大，进而损害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此种焦虑的产生，与部分媒体及律师过度宣扬“唯数额论”密切相关，他们对条款内容的解读流于片面，未能准确把握条款的核心精神。
事实上，该条款需从两方面准确解读：前半部分的“参照”并非刚性要求，而是柔性表述，其既着力破解以往涉民企贪腐案件打击不力的司法痛点，也为差异化处置此类案件预留了合理空间；后半部分关于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的要求，更是为区别对待涉民企贪腐案件提供了明确依据，也为从轻处置相关行为预留了充足余地。
该条款兼具政策导向性与规范科学性。只要遵循科学适用理念与技术，精准评估行为社会危害性，规避“唯数额论”的片面认知，就能有效防范过度刑事追责风险，化解各界相关焦虑。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八条的司法适用理念
司法适用理念是指导条款落地执行的准则，是确保条款发挥应有价值、避免适用偏差的关键。《解释》第八条的正确适用，需坚守四大理念，既杜绝刑事打击不足的弊端，又防范过度惩罚的风险。
一是区别对待理念，这是精准适用该条款的首要前提，关键是类型化施策，坚决摒弃“一刀切”的错误倾向。司法实践中，涉民企贪腐案件情形复杂多样，不同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对企业的损害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简单以“数额达标”作为追责的唯一标准。具体而言，对于严重侵害民企产权、破坏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依据条款“参照”部分，按涉公权贪腐数额、情节严厉打击；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综合考量案件背景、行为人认罪悔罪、弥补损失等情节，坚持从宽处理，避免过度刑事追责对企业发展造成冲击。
二是治罪治理并重理念，这是该条款适用的核心目标，旨在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司法效果。《解释》第八条的终极目的是规范市场秩序、完善企业治理、防范腐败风险，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司法机关在适用该条款时，不能仅满足于对贪腐分子的定罪量刑，更要注重延伸司法职能，针对企业管理漏洞发出司法建议、开展法治宣传，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企业氛围。
三是凸显社会效果理念，这是该条款适用的价值导向，核心是坚持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司法机关适用相关条款时，须摒弃机械固化办案思维，全面研判案件处置对民营经济提质发展、营商环境提质升级、基层社会安定和谐带来的实际影响，统筹兼顾惩治违法犯罪与护航企业稳健经营，杜绝过度追责引发企业停摆，同步着力调处各类矛盾纷争，助力企业尽快回归良性经营轨道。
四是慎刑理念，关键在于理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妥善处置刑民行交叉问题，坚决杜绝“以刑促民”倾向，坚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涉民企贪腐案件中，因股东权益争议、股权权属纠葛滋生的侵占、挪用类行为较为常见，该类行为往往兼具侵权属性与犯罪特征；加之多数民企存在家族经营、独资运营模式，相关从业人员易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触碰相关红线；甚至部分身处市场弱势的企业，也易为谋求经营存续而滋生行贿等违规行为。因此，司法机关在适用相关条款时，对于能够通过民事、行政途径化解的轻微贪腐行为，启动刑事追责程序时需慎重，切实防范刑事手段的过度适用。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八条的司法适用技术
坚守前文确立的司法适用理念，熟练运用规范化司法适用技术，严格遵照刑事法律规范精准裁量，能够有效化解相关焦虑，避免就案办案，跳出“唯数额论”误区，最终达成尺度得当、边界清晰的精准化刑事追责效果。
首先，对于严重侵害民企产权、破坏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腐犯罪，必须坚持从严打击的原则，通过规范的司法程序和明确的实体适用，彰显法律的震慑力，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
在程序层面，必须严守有案必立、有案必查原则，筑牢惩治涉民企贪腐犯罪司法防线。民企作为受害主体，其合法财产与经营权益理应得到法律全面保障，司法机关不得借尊重企业自治、不干预市场经营为由，漠视企业报案诉求、拖延案件处置。司法实践中，对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坚决依法启动侦查程序，持续畅通报案维权渠道、精简办案流程、强化全程司法监督，从严整治有案不立、立案不查等司法履职缺位问题。
在实体层面，应严格参照《解释》确立的公权贪腐案件裁判标准，落实同罪同罚、平等司法保护原则，扭转民企领域此类犯罪定罪尺度宽松、刑罚裁量偏轻的司法失衡现状。
其次，对于没有严重侵害民企产权、社会危害性较小、情节轻微的涉民企贪腐案件，必须通过具体、可操作的司法适用技术，划定追责边界，遏制过度打击。
对这类案件，应充分行使相对不起诉权，构建“入罪不追责”的缓冲机制，避免“入罪即追责”的过度打击。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作出不起诉决定。在涉民企贪腐案件中，重点考量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表现，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适用相对不起诉。
同时，精准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实现出罪的精准化，划定追责底线。对于达到数额较大入罪起点，但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未造成实质损害的案件，法院可依据该但书条款，依法作出不构成犯罪的判决。
还应当依法适用定罪免刑制度，避免“定罪即判刑”的过度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但又不宜不起诉或出罪的案件，法院可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认定犯罪但免予刑事处罚，兼顾惩戒与企业发展需求。
对于犯罪数额达到巨大或特别巨大标准，但同时具备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的案件，应当坚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导向，坚决摒弃“唯数额论”的片面裁判思维。需全面综合考量案件具体情节、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行为人认罪悔罪态度、退赃退赔及弥补损失等相关因素，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区间内依法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注重区分此类案件与公权贪腐案件的差异，结合民企案件特点精准把握裁量尺度，避免机械参照、简单等同处理。
综上，《解释》第八条本质是为司法实践提供更科学、更合理的适用标准。只要司法机关秉持正确的司法适用理念，熟练运用上述适用技术，就能在法律框架内有效化解过度打击的焦虑，实现打击民企内部腐败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准确评估涉民企贪腐案件的社会危害性
《解释》第八条明确要求，处理涉民企贪腐案件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界定“是否严重侵害民企权益”的贪腐犯罪的核心依据，更是精准适用该条款、遏制过度打击、实现精准追责的关键。准确评估涉民企贪腐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从以下四个维度全面考察，杜绝“唯数额论”。
一是坚持与公权贪腐对比，摒弃“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公权领域的贪污贿赂行为，核心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其危害本质在于破坏国家治理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侵蚀公共资源，直接影响国家机关正常职能的有效发挥。而涉民企贪腐行为多发生在市场交易领域，其侵害的核心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民企的合法财产权益，影响范围多局限于企业内部或特定交易关系，通常不直接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二者在危害性质、影响范围上存在本质区别，不能简单等同看待、机械适用同一评价标准，需立足民企案件特点精准区分。
二是重点研判涉民企贪腐犯罪的法益修复成效，明晰其法益属性、形成机理与司法成本。此类犯罪的司法处置需兼顾秩序维护与财产挽回，纠正重秩序、轻权益的司法偏向，宜将主动法益修复作为出罪、从宽处罚重要依据。如此，既能维护受害企业合法权益，也能减少司法消耗，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依托法益修复程度界定案件社会危害性，可实现多元治理价值，构建起兼顾市场秩序守护、财产权益修复与事前犯罪预防的现代化经济犯罪治理格局。
三是结合不告不理原则，依托案件涉私属性完善评估机制。涉民企贪腐案件具备典型私域属性，主要侵害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案件当事人之间大多存在长期业务往来或内部隶属关系。考虑不告不理原则，可充分尊重被害企业自主处置意愿。不少受害企业更倾向以内部追责、民事追责途径化解矛盾，规避刑事追责引发的企业口碑下滑、经营合作断裂等负面影响。此举还能合理统筹司法资源，让司法力量聚焦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重大贪腐行为，有效化解刑民交叉案件办理中的程序矛盾，助推受损社会关系快速修复，深度契合恢复性司法的治理内核。
四是考量民企自身特点，结合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完善评估。当前我国民企发展情况复杂多样，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中小型民企并存，其中中小型民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从治理结构来看，多数民企为家族式经营，治理体系不完善，短期内难以完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与此同时，民企融资渠道闭塞、行业市场准入存在壁垒、企业经营易发财务危机、人才建设与激励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实际发展困境，都是涉民企贪腐案件司法适用过程中必须重点考量的因素。唯有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才能实现社会危害性评估的精准化，避免因脱离企业现实导致的追责偏差，更好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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