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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人们对“打拐”就相当重视。不少朝代都曾出台严厉的法令法规，不仅严惩拐卖人口者，还打击买方市场,从源头上进行治理。我们来看看古人如何“打拐”，又是如何惩处人贩子的。

　　汉：“略卖”为重罪，犯者处以酷刑

　　中国古代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从汉代开始，法有明文此乃大罪，但因为有较大的收益，总有人以身试法。

　　《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窦太后的弟弟就曾在年幼时“为人所略卖”，并被转卖十余家，直到窦氏成为太后，才将其找到。

　　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竹简《二年律令》中，记载了对“略卖”的处罚规定，当时把“略卖”与群盗、盗杀伤人、盗发坟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处以酷刑——磔（音同“哲”，把肢体分裂之意）。

　　南北朝时，不论是南方宋齐梁陈，还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对拐卖人口的行为予以禁止。南朝梁的建康女子任提，因为“诱口”（诱卖人口），被判处死刑。

　　《魏书·刑罚志》中也提到，略卖人为奴婢的，要判处死刑。可见北魏也有相关法律。

　　唐：根据被拐人受害结果，对人贩子区别定罪

　　唐律的“略人略卖人”条，是现有最早且保存完整的关于拐卖人口的文献，为宋代的法典《宋刑统》所沿袭。

　　《唐律疏议》对“略人”“略卖人”给出定义。略人，按照《唐律疏议》解释，就是用暴力、威胁、欺骗诱拐等手段把人弄到手，之后留作奴婢、部曲（部曲的身份高于奴婢）或者妻妾子孙。从结果上来看，“略人”是将人拐来留在自家役使，“略卖人”则是将拐骗到的人口转卖给他人。

　　唐律对“略人”和“略卖人”这两项犯罪的处罚相同：将他人拐骗为奴婢，或将他人卖给别家做奴婢的，处绞刑；为部曲的，处流刑三千里；为妻妾子孙的，处徒刑三年。

　　可以看出，唐律根据拐卖人口的结果不同，对人贩子进行区别定罪：将他人卖为奴婢、部曲的，与卖为妻妾子孙的处罚不同。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古人对身份这一概念十分重视。

　　奴婢、部曲、妻妾子孙的身份不同，待遇自然也有差别。将人卖为低贱的奴婢，相对于卖为妻妾子孙而言，在唐朝时看来是一种更加恶劣的行为，所以会加重处罚。

　　明：朱元璋曾制定铁规，一人犯罪全家获刑

　　元朝时，略卖人口和造假币、掘墓、纵火一样是大罪。《元史·刑法志》中记载：“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

　　至明朝时，大明律中也规定“设方略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这一罪名，具体的处罚与唐、宋不同：将良人卖为妻妾子孙的，杖一百，徒三年；略卖子孙为奴婢的，杖八十；略卖弟妹、侄子、侄孙、外孙，杖八十，徒两年；如若略卖对象是子孙之妾，减二等。

　　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明律》中增加一条铁规：“凡采生折割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亦流二千里。为从者，斩。”采生折割，指将人弄残疾。朱元璋下令，凡是人贩子的家属，知情者斩，不知情者也会被流放边疆。一人犯罪，全家获刑。

　　明万历年间汇编有“略人略卖人条例”，其中规定：设方略诱取良人及拐卖良人子女的，无论已卖、未卖，都要发边充军。

　　如果拐卖人口在三人以上，或是再犯的，犯人要戴重达一百斤的大枷，在监狱外示众一个月，然后发边充军。

　　如果是第三次犯罪，要发配到极边之地永远充军，本人死后，由其子孙亲属接替。

　　清：若用迷药拐人，为首者绞立决

　　清代名著《红楼梦》中的香菱，孩提时就被人贩子拐走。实际上，清代史料中有大量关于拐卖人口犯罪的记载。据统计，清代《刑案汇览》“略人略卖人”篇收录的案例中，受害者主要为妇女儿童，其中，女性受害人占86%左右。

　　清朝时，人贩的手段更加狡猾。《述异记》中记载，当时已出现用迷药拐卖的事情。

　　《大清律例》中，对人口拐卖有严格的处罚规定，“略人略卖人”一条的律文提到：将良人拐卖为奴婢的人贩子，判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将良家子女卖为妻妾子孙者，杖一百，徒三年；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受害者有过侵害的人，轻则绞刑，重则斩首。

　　康熙、雍正以后，针对“略人略卖人”有增修条例，总体上更加严厉。对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情况，“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发配为奴”。如果是团伙开窑，拐卖良家妇女儿童来此，“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者，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此外，清代吸收历代对“略卖”的规定，律例中体现的对于拐卖人口的认识也更加细致。在清人祝庆祺等编撰的《刑案汇览》中，记载了多条关于拐卖人口的案例，可以看出，清代已经对拐卖人口的前因后果以及犯人的表现加以考虑。如果被诱拐的妇女对诱拐负有一定责任，也要承担刑罚。例如张王氏向犯人郭某抱怨说自己家太穷苦，郭某遂起意诱拐，唆使张王氏和自己一同远走他乡。因为这个情节，郭某的诱拐被视为“和诱”（两厢情愿），而张王氏被处以打九十杖，同时要服刑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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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卖同罪

　　亲属间拐卖也重罚

　　仅仅严惩人贩子是不够的，“打拐”必须从买家这个源头上来解决。除了打击买家，古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对于儿童的保护。《唐律·贼盗》规定：倘若被略卖的人是十岁以下儿童，即使知情或自愿卖身，也一律按略卖人罪论处。大明律除了规定“十岁以下，虽和（指自愿），亦同略诱法”，同时加重了对亲属间拐卖犯罪的处罚，规定：“知祖父母、父母卖子孙及卖子孙之妾，如己妾而买者，各加卖者一等。”清朝对“略买略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还有“买卖同罪”的原则。如果买方明知是被拐卖，却还参与人口买卖，将被判处和卖方同等的处罚，只有在被判死罪时才可以减一等处罚，人贩子等中间人也要被判处减卖方一等的处罚。

　　加大侦办力度

　　官员渎职也会受罚

　　加大侦办力度，也是古代官府治理拐卖犯罪的重要手段。清时期，在云贵川一带贩卖人口之风十分严重。

　　雍正年间，曾采取多种措施，打击云贵川的人口贩卖活动。《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在奏折中称：“贵州地连川、楚，奸人勾结，掠贩人口为害，请饬地方官捕治。”雍正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议。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月，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后，对当地人贩子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击，要求“劫掠之事，即时擒拿，不使漏网”，前后抓获人贩子数百人。清朝时，对于审理人口拐卖案的官员，也有一套赏罚制度。一年之内，地方文武官员如果能够捉拿人贩或捆掠人口的流棍，都将记录在册，抓获越多，奖励越多。而那些在拐卖案中渎职的官员也会受到处罚。假如一地出现人口拐卖而未能抓获犯人，反而被别处官员查获的，原事发地的官员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每五人罚俸一年，十人罚俸二年，十五人降一级调用，二十人降二级调用，满五十人者革职”。

　　古代官府也常会组织力量解救遭贩卖人口，如宋真宗赵恒当政时，南方贩卖人口之风严重，曾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的周湛，到虔州（今江西赣州）履职时发现，当时江淮一带的人贩子，常到虔州拐骗人口，然后贩卖到岭南一带。周湛于是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解救行动，并想方设法抓捕人贩子，共解救出被贩卖男女2600名，还提供饮食，让他们回家。

　　类似的解救行动还有，“清同治三年之例规定：（对于中国人被拐至国外的）地方官还须照会外国使领馆，将被拐之人立即释放，送回”。（来源：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