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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磊蕾

　　“用如我在诉、如我亲友在诉的态度对待案件。”庭务会上，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尚在回味时，手机震动了。

　　而“震动”带来的是一起因为50元话费引起的纠纷案，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我发现“立案”不是静止的、单一的“一立了之”，更像是“立体”的、向前延伸的工作。不符合立案条件驳回并无不当，信访做好释明也可结案，但是如何以“如我在诉”的态度让矛盾纠纷消融才是我们作为法官需要思考和发力的方向。

　　“法院为什么不让我起诉？”

　　“您有一条新短消息！”看到发件人是12368，我第一时间打开未读短信快速扫过，这是一封新信访件的通知。办公室里的书记员小高看着我的表情心领神会，半开玩笑地问我：“张法官，您可又接单啦？”

　　“是啊。”我一边笑着答道，一边查看短信。眼前是一件关于立案问题的信访来信，案件诉讼标的额50元。在动辄上万元的法律纠纷中，它显得有些特别，一时让我有些好奇。

　　是什么样的缘由让这50元成为了一场信访的焦点？我决定一探究竟，揭开背后的故事。

　　“我要起诉手机号181××××4690的手机用户，法院为什么不让我起诉？就当被告叫X，法院就不能来审吗？”

　　通过阅读来信，我了解到信访人的诉求。

　　原来，信访人王先生是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天，他在为自己充值话费时，不小心输错号码误向他人手机号充值了50元。王先生打电话与对方沟通未果，报警也没能解决，于是想通过法院诉讼来维权。

　　然而，由于缺乏对方的基本信息，王先生通过网上立案提交的立案申请经审查被驳回。信访也由此而生。

　　了解详细情况后，我第一次拨通了信访人的电话，“王先生，我看到你要起诉手机号为181××××4690的机主，你有没有被告的身份信息可以向法院提供呢？”

　　话音未落，王先生就激动地说：“我只是普通的公民，我都不认识被告，怎么可能会有被告的身份证，他又怎么可能把身份证给我？我已经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你们法院打个电话一问就清楚了，为什么要求我来提供，这不是刁难我吗？”

　　在以往案件中，我们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要告我们楼里的那个谁，但我不知道名字”或者“我要起诉的被告的微信号是××××、昵称是××”。那么能否这样起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起诉时，原告需要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使被告明确，足以与他人相区别，这是起诉的基本条件。被告X，微信号××××、昵称××，或者只有手机号码，这些都不属于明确的被告。

　　就为了50元，一定要那么复杂吗？

　　我向王先生耐心解释法律规定“起诉条件”后，他也清楚了自己起诉被驳回的原因。

　　我继续释明：“每个手机号或者账号是实名制的，都有对应的使用人。如果只有被告的手机号，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等方式申请移动、联通、电信等公司披露该手机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如果是微信昵称，也可以通过申请法院调查令的方式，向腾讯公司调取该昵称实名认证情况，从而使被告予以明确。”

　　“张法官，我都明白！但我这个只有50元的案件，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复杂的途径呢？这样走一圈，劳民伤财呀！”王先生说。

　　我听出了王先生语气中的无奈。事实也确实如此，诉讼请求只有50元，如果要申请调查令，委托律师调取材料起诉，耗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会远远超过诉讼请求。诉讼对于这个案件而言真的是唯一途径吗？王先生所说的“多次沟通问题未获解决”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现在骗子多，不敢信转账的事”

　　带着疑问，我又试着拨通了被告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老先生的声音。

　　“您好，我是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我姓张。”自报家门后，电话那头的老先生没有那么抵触这通电话了。

　　“最近是不是有人往您尾号4690的手机号中充值了50元？”我询问老先生。

　　“法官，是的。”老人很爽快地回答，“有个人联系我，说充错话费了，让我把充错的话费给他转账。但是现在骗子这么多，我不可能给他转账的呀，我第一时间跟居委会还有社区民警都报告过这件事情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呀。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50元。”我告诉老先生。

　　“这点钱还要去法院起诉啊？”然而，老先生却接着说道，“那就让他告吧，法官怎么判我都服。”

　　指导原告去调取材料，案件立案，进入审判，固然案情简单，争议不大，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这怎么能算“治未病”呢？

　　我继续找准切入点，对老先生加强攻势：“起诉是每个人的权利，但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一定需要经过开庭程序。如果经过法官做工作能解决的事，直接沟通处理不是更方便吗？这件事虽不大，但没解决总是一件心事啊！”

　　“法官，我最近看反诈的宣传看得很多，老人被诈骗的新闻看得更多。现在的手机我也不太会用，我儿子忙也不在我身边。我们老年人现在是真的怕，不敢信这些转账、充值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老人的顾虑，他是怕遇到电信诈骗呢。

　　50元话费“失而复得”，了却一件心事

　　经过分析，我认为双方对于充错话费的事实并无争议，有了之前通话建立的信任，我开始与双方反复电话沟通。既然双方并无争议，那案件的症点又在哪里呢？在前期的沟通中不难发现，王先生坚持让老先生转账返还这50元；而老先生则认为转账返还可能有被诈骗的风险，如何归还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边是王先生坚持转账的诉求，另一边是老先生操作上的不便。

　　我尝试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我向王先生提议：“既然是充错的话费，是不是可以让对方以话费的形式充到你的手机上呢？等你手机上收到50元充值金额，也算是彻底化解本案的纠纷了，你看可行吗？”

　　王先生略加思索后回复：“也行，我起诉固然有赌气的成分，但就为了这50元，你和我打了这么久电话，我听你的。”

　　带着这个初步方案，我再次与老先生沟通，果然看到了纠纷化解的希望！

　　“法官你好，我年纪大了，就是担心被骗，我也不想占这50元的便宜。有你们法官从中作工作，我的担心打消了很多。我同意法官你提出的方案。”王先生回复我。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与双方电话联系，双方都确认已经完成充值。50元话费“失而复得”，王先生不再需要起诉立案了，我的信访案件也可以随着结案了。

　　我感悟到，“立案”不是静止的、单一的“一立了之”，更像是“立体”的、向前延伸的工作。不符合立案条件驳回并无不当，信访做好释明也可结案，但是矛盾纠纷并未因此消融。

　　抓住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这个“源”，才能解人民群众的“结”。我想，这正是“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为民意识的体现吧！

　　（作者为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