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图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假离婚”并不陌生。有人为了规避限购政策，有人为了节省购房的税费，认为只要感情不变、私下有约定，离婚手续不过是走个形式。

　　然而，法律无法识别主观意图，只认可客观事实。在婚姻关系中，最危险的不是感情生变，而是因为轻信而忽视了法律的边界……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凝未  周逸伦

　　为规避限购

　　办理“假离婚”

　　小婵和何礼经共同好友介绍相识，他们性格互补，互相欣赏，很快建立起稳定的感情关系。

　　小婵是上海人，家庭条件较好，性格真诚开朗；而何礼为人踏实可靠，凭自身努力考上了公务员。在亲友眼中，他们的婚姻称得上是一段佳话。

　　婚后，摆在两人面前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买房。小婵婚前已在上海拥有一套房产，两人商议后决定婚后购买的房产登记在何礼一个人的名下。由于两人都是刚工作不久，积蓄十分有限，小婵的父亲替他们付了首付款。

　　结婚后的第五年，小婵计划出售自己婚前的房屋，为父母置换一套更适合养老的新房。

　　由于父母已经退休，小婵需要作为贷款人并登记为房屋产权人。然而，彼时上海已有严格的限购政策，即便婚房未登记在小婵名下，但因为是婚后购买，在性质上属于共同财产，她仍因此被认定为“名下有房”，不具备首套房购房资格。

　　此时，小婵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假离婚规避限购”的“经验分享”。她将“假离婚”的想法告诉了何礼，两人反复商量后，决定先“假离婚”，待购房完成后再复婚。

　　当时，小婵十分信赖何礼的为人，两人一起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中只是简单约定“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无其他纠葛”。

　　随着离婚手续完成，婚后购买的房产成了何礼的个人财产，而小婵也顺利取得了购房资格。

　　赴国外工作

　　不愿再复婚

　　办了“假离婚”之后，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夫妻生活模式。他们依旧共同居住和生活，与双方的家人也相处融洽。直到一年后，小婵被公司安排常驻欧洲工作，生活的轨迹开始发生变化。

　　起初，小婵频繁往返国内与国外之间，双方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小婵开始长期居住在国外，只能通过微信、电话与何礼沟通。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有了新的朋友，也开始向往更加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

　　一年后，小婵提出不再复婚。何礼虽然多次和小婵沟通并试图挽回，但小婵态度坚决，何礼只得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既然“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小婵便提出了分割婚后所购房产的要求。她表示，这套房子的首付款是她家出的，既然双方已决定各奔前程，应当尽早把房产问题解决。

　　然而，何礼却以对这段婚姻还有留恋为由，表示期待小婵回心转意，并回避分割房产的问题。考虑到对方的情绪，并且自己身在国外，小婵便暂时搁置了此事。

　　不久后，小婵打算回国，联系何礼并再次提及房产的事，此时何礼态度强硬地拒绝沟通，后来干脆“拉黑”了小婵，电话、微信全部无法联系。

　　这一刻，小婵意识到事态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脱离了预想的轨道。

　　房产遭出售

　　起诉获房款

　　回国后，小婵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咨询如何在离婚后分割房产。

　　在详细了解了婚姻背景、购房出资情况及离婚协议内容后，我们判断这处房产存在被转移的风险，需要立即采取法律行动。

　　我们随即指导小婵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案由准备起诉。

　　由于房屋登记在何礼一人名下，且小婵并不掌握房屋现状，我们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了诉前调查令，调取该房屋的产调信息。

　　调查结果让小婵大吃一惊——原来，这处房产早在一年前就被何礼出售给第三方，并完成了过户登记，而小婵对此毫不知情。

　　更为棘手的是，我们发现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成交价与市场价相比，被做低了近30%。这意味着，如果无法还原房屋的真实价格，直接以合同价格主张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割财产，小婵可能损失上百万元。

　　在此情况下，我们迅速调整诉讼策略，为小婵设计了“两步走”的诉讼方案：

　　第一步，通过起诉房屋所有权纠纷，将何礼与买下房屋的第三方一并列为被告，主张何礼构成“无权处分”，并要求第三方返还无权处分的房屋，在诉讼中厘清房屋的真实价格。

　　第二步，在真实房价被法院查明并确认后，再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分割诉讼，要求按房屋的真实出售价格分割售房款。

　　基于房屋在婚后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事实，何礼无权擅自出售房屋，对此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举证。

　　通过庭审调查，我们也确认了这处房产真实的市场价格，并最终帮助小婵分割了何礼实际取得的售房款。（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