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慧

　　“法官，我真的不知道他有精神残疾……我们是因为喜欢手办才成为朋友的。他求我帮忙，我心软了，现在银行贷款压得我喘不过气。”

　　“法官，我儿子发病时茶饭不思，整晚不睡，我们老两口也快被他拖垮了。这笔钱我们认，但我们真的拿不出那么多……”

　　法庭上，原告小周的声音里满是懊悔与委屈；被告黄先生年迈的父亲眼中噙着泪花。这本该是一段因共同爱好而结缘的友谊，却阴差阳错地演变成一场民间借贷纠纷，又因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隐情”，变得格外沉重。

　　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我看着眼前这个被父亲称为“孩子”的被告——他安静地坐着，看起来与常人并无太大不同，却很难让人把他和“诈骗”“赖账”这些词联系起来。而原告小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本该享受爱好带来的快乐，如今却要为二十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四处奔波。

　　这起案件，远不止“欠债还钱”那么简单。

　　朋友义气惹麻烦

　　贷款转借引纠纷

　　小周是个模型爱好者，为了能整天被心爱的手办包围，他选择在上海一家销售二次元手办的实体店工作。入职不久，顾客黄先生频繁出现在店里。黄先生对手办的了解不亚于店员，出手也十分爽利。共同的爱好让两人很快成了朋友。

　　在小周的介绍下，黄先生一次次被那些精致的模型吸引，购买量也越来越大。但很快，黄先生的“钱袋子”就见了底。他开始在店里“赊账”，不到两个月已经欠下了店铺老板张先生7万余元。

　　黄先生表示自己会申请贷款来还。然而，他因为资质问题无法获得贷款。走投无路之下，黄先生言辞恳切地请求小周“帮帮忙”。

　　“小周，你就陪我去一趟助贷公司，你就帮我一起贷一下，所有还款都我来，绝对不连累你！”

　　面对朋友的一再恳求，小周犹豫了。他知道有风险，但看着黄先生真诚的眼神，想着对方“是朋友就帮一把”，最终同意了。

　　小周陪着黄先生来到了助贷公司。在黄先生和助贷公司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小周同意作为共同贷款人（实际是以他的名义独立申请），共从银行申请了20万元贷款。除去支付给贷款公司高额的手续费4万多元，剩余的款项，小周按照黄先生的要求，代他归还了欠张先生的7万余元，又直接转给黄先生4.8万元。剩下的3万多元，两人商量好用于偿还前6个月的银行贷款月供。黄先生还承诺小周，6个月后就把贷款转到自己名下。

　　然而，承诺的“转贷”之日到来时，黄先生失联了！电话打不通，店里也再不见他的身影。小周这才慌了神，他只能自己先垫付后续月供，但因无力承担，贷款出现逾期。

　　无奈之下，小周将黄先生告到了法院，要求他返还转借的钱款、贷款手续费以及贷款利息损失。

　　被告身份特殊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一次开庭，原告小周陈述了上述事实，条理清晰，证据也相对完整。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起典型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引发的纠纷。

　　但接下来，旁听席上一位老人的发言，让整个案件的走向发生了彻底改变。

　　“法官，我儿子小黄是精神二级残疾，他有残疾证的！”

　　说话的是黄先生的父亲。他颤巍巍地从包里掏出一叠材料：残疾证、病史记录……

　　“我儿子2009年就确诊了精神分裂症，住了院，但一直控制不好。发病是间歇性的，一发病就茶饭不思，整晚不睡。2008年他就不工作了，2010年办了残疾证，2022年刚换的新证。他现在就靠低保生活，银行卡都是我们保管的……”

　　老人越说越激动：“他去年7月那段时间就不对劲，天天往那个模型店跑，在那里‘摸奖’（指抽盒），自己的钱花光了就开始动歪脑筋。我们不是不认账，但小黄他是个病人啊，他做的事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知道，怎么能算数呢？”

　　我仔细翻看材料——黄先生的精神残疾二级证明，长达数年的就诊记录，诊断明确为“精神分裂症”。这意味着黄先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其法定代理人（即他的父母）同意或者追认，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小周也愣住了。他反复翻看着那些材料：“不可能……他跟我聊模型的时候头头是道，还讨价还价，完全不像有病的人啊……”

　　我能理解小周的震惊。精神疾病，尤其是间歇性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稳定期可能与常人无异，但这并不改变其法律上的行为能力认定。

　　兼顾法律和人情

　　两难之中寻出路

　　案件的法律适用变得复杂起来。

　　一方面，小周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借给黄先生，这一行为本身违反了金融监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另一方面，黄先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这个复杂民事行为，显然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他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已明确表示“不认可”。因此，这个借贷行为不发生效力。按照《民法典》的规定，黄先生应该返还从小周那里收到的款项。

　　但小周的主张远不止这些。小周主张的贷款利息损失、手续费等，是否能全部得到支持？黄先生的过错程度如何认定？他的父母是否有义务、有能力来承担这笔沉重的债务？

　　如果简单地判决黄先生返还本金并赔偿损失，虽然于法有据，但很可能陷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两难：判决后小周可能无法尽快拿到钱，只能继续被逾期债务和不良征信拖累，而黄先生一家也可能因无力履行而被申请强制执行，对这个本就经济拮据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

　　我决定先调解，但难点在于：既要让小周接受法律对贷款转借行为的否定评价，知悉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又要让黄先生的父母正视儿子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主动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同时，还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且具备履行可能性的方案。

　　将心比心促和解

　　让法律多一份温度

　　第二次开庭前，我组织了一次背对背的调解。

　　我先与小周单独谈话。我告诉他，他的初衷或许是出于朋友义气，但从法律上看，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借的行为不被法律保护。如果官司硬要打下去，不仅利息损失和律师费的主张很可能得不到全部支持，连本金都可能因为执行困难而遥遥无期。我看到了他眼中的焦虑和不甘，我没有训斥他，只是告诉他：“法律不鼓励违规操作，但会保护你最基本的权益。本金，我们会尽力帮你争取。”

　　然后，我与黄先生的父母进行了长谈。黄先生的母亲一直抹眼泪，反复说：“我们命苦，养了这么一个儿子……我们自己身体也不好，退休金又不多，哪来这么多钱啊……”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是根据法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的损失，监护人有责任赔偿。小黄确实拿了小周16万多元，这是事实。小周也是打工人，这笔钱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如果小黄不还，小周长期都背着债，不良征信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个你们能承受得起的方案？”

　　我还特意提到，调解的好处是可以尽量避免进入执行程序，不会对黄先生的低保领取和基本生活造成冲击。老人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黄先生的父亲长叹一口气：“法官，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我们认这笔账。但是真的，一次性拿不出来……”

　　见双方都有了调解意愿，我趁热打铁，将他们请到同一个调解室里。

　　调解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小周最初坚持要求黄先生承担全部利息损失和律师费，黄先生的父亲则表示，他们最多只能凑出本金。

　　我从中反复斡旋。我对小周说：“你看，黄叔叔他们老两口也不容易，儿子是病人，他们自己年纪也大了。你坚持不让步，他们拿不出来，最后调解黄了，可能要很久才能执行到钱款。不如我们退一步，只要本金，让他们在合理的时间内还给你，你能早点拿到钱还了贷款，损失也能减少些，尽快解脱出来，对吧？”

　　我又转头对黄先生的父母说：“小周他确实也有损失，银行贷款的利息是实实在在产生的。他帮了你们儿子，虽然方式不对，但情分是真的。你们能不能尽量缩短还款期限，也体现一下你们的诚意？”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反复协商，双方的态度终于慢慢靠近。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让我都感到欣慰的调解方案：黄先生及其父母在两个月内返还小周16万余元，如果逾期不履行，则额外支付3万元违约金。

　　双方在调解笔录上郑重签字时，我看到小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黄先生的父亲则紧紧握住了儿子的手。

　　调解书送达后，我特意关注履行情况。令我欣慰的是，黄先生的父母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们东拼西凑，甚至可能向其他亲戚借了钱，在调解书约定的两个月期限内，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

　　小周拿到钱后给我打来电话：“法官，谢谢您！钱到账了！”

　　而黄先生的父亲也专门电话联系我：“法官，谢谢您，我们以后一定管好他，再也不让他出去惹事了。”

　　这个案子到此，才算真正地案结事了。（作者单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