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汉奸”

　　□赵威

　　当年，马戛尔尼使团来给乾隆皇帝祝寿，死活不肯下跪，弄得中国君臣很没面子；　有人就给大清的面子找了个台阶下——夷人的膝盖不会打弯，让他们“卑躬屈膝”存在生理上的障碍，这种说法影响到后来的鸦片战争。通商不成，英人以鸦片夹着大炮卷土重来。林则徐奉命整饬海防，两次给皇帝汇报，英夷“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登岸后，我方用不着派兵，让老百姓手拿竹竿，棍扫一大片，然后像切西瓜一样切英夷脑袋即可。然而，这种诱敌登岸、近身格斗的战术，屡屡不见奏效，夷人沿海岸线一路攻城略地。面对敌人的热兵器和接踵而来的失败，那些曾在皇帝面前夸下的海口，成了莫大的讽刺，难以解释又不便解释，怎么办？饱读诗书的儒官，终于为失败从道德上找到了“原因”——汉奸太多。

　　“汉奸论”一出，从上到下，普遍认可。吓得当时大买办伍氏家族的人赶紧跑到林则徐面前表忠心，愿意捐出全部家产为国效力，林则徐鄙夷地说：“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脑袋！”广州的洋商甚至不敢在街头张贴的布告前驻足，怕牵连自己的买办，因为凡是教洋人学中文的都是大汉奸。这样，失败的羞辱和愤怒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汉奸似乎无处不在，带来的意外收获也远不止此，汉奸成了官府法办一切不合作者的理由，而且堂而皇之。1842年7月15日，海龄将军下令关闭镇江城门，逃难的民众聚集抗议，海龄以汉奸之名杀之，并纵兵全城搜捕汉奸，开始了为期六天的抢掠。官方能以汉奸的名义剥夺一切，包括财产和生命。后来，英国军舰和大清水师在镇江江面上交战，中国百姓在岸边围观，当挂着黄龙旗的战舰被击沉时，百姓并不悲伤，反而喝倒彩，这一幕连英军也看呆了。英军登陆后，百姓们则争相卖给他们所奇缺的淡水和蔬菜。

　　不过，在交战区，确实存在“汉奸行为”。虎门要塞失陷，“著名汉奸”琦善被革职，继任者手里无可用之兵，便悬赏召回和英国人做交易的“汉奸队伍”，用他们来御敌。结果，大炮一响，伴随英国战舰进入内河的是无数鸦片走私小船，被收买来的这支队伍忙于同鸦片船只交易，炮声一停，交易也做完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结之前，先炮击了广州，俘获总督叶名琛和巡抚柏贵，并把柏贵带到英国军舰上，继续“巡抚”广东。一开始，广州百姓不希望洋人进城，认为是汉奸（无能的官员和奸诈的商人）出卖了城市。然而，等联军衙门禁止这一地区贩卖人口的“猪仔贸易”和取消对小店主的抽厘税后，当地百姓对此表示认可。人们感受到这个傀儡政府比旧政府办事更公平，尤其当周边地区发生红巾军叛乱时，广州一片安宁，于是，人们竟忘记了这是一个汉奸傀儡政府，反而寄希望于联军衙门革除更多的腐败和不公。当洋人和皇帝达成协议后，联军衙门不再管理地方事务，人们反而变得忿忿不平。

　　“汉奸乱象”成了晚清一道别样的景观，一顶顶汉奸的帽子被抛来抛去。全力支持林则徐抵抗洋人的龚自珍，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的儿子龚半伦不但带着洋人洗劫了圆明园，还代表洋人和大清国谈判。清朝谈判代表恭亲王当面怒斥：“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反驳道：“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有意思的是，指责别人为汉奸的恭亲王，也被时人看作是汉奸，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因留在京城与洋人谈判，人送外号“鬼子六”。

　　大清的臣民谁也不愿意带上汉奸的帽子，为何还是有人像龚半伦一样，甘当“带路党”，带着洋人打大清呢？因为大清早已不能替他们做主。官民相仇，百姓愿借洋人之手报仇，如虎门失陷后，当地百姓趁机发难，揭竿而起……表面看，大清似乎不是败给了洋人，而是败给了汉奸，实质上，“大清汉奸”是个人心问题。平日里让臣民弯下腰去，做奴才；　战事一起，又希望他们直起腰杆抵御外侮。结果只能是，直起的腰杆既要抵御外侮，也要把皇帝老儿拉下马来。

　　对此，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一语道破：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