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总部的“便衣警察”

　　□于澄涛

　　在总秘书处工作，我们没有统一的制服，但着装却比在国内穿警服的要求还要严格。上班时男士都身着西装，若警官们找秘书长请示和汇报工作，需提前给秘书打电话申请，必须西装整齐地走进秘书长的办公层。身着衬衣是不允许见秘书长的。我们喜欢在胸前别上一个“橄榄环绕利剑、天平托起地球”的国际刑警徽章。因为徽章提醒着每一个国际刑警总部的人，言行应当符合自己的身份。

　　进出国际刑警办公大楼的人们

　　北京飞巴黎，换乘法航航班再飞里昂，整整一天在空中度过。当然这不是北京到里昂的必由之路。也可换乘高速列车TGV，从巴黎的里昂火车站出发，1小时50分准时到达里昂，再转站前的无轨电车，10分钟就到达国际刑警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是钢筋水泥加玻璃幕墙建成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建筑。水池环绕着大厦，就像一圈护城河，形成了一道隔离保护带。这样的建筑设计，让接近大楼的任何人和物都会通过水池倒映到玻璃幕墙上，进而纳入保安员们安全监控的视线中。

　　走进大楼，有一个很大的天井。天气晴朗的时候，马赛克砖拼成的国际刑警徽章便在天井里熠熠闪光，令人肃然起敬。透过玻璃天花板，楼顶上的通讯网线仿佛在天空中织出了一片稠密的蛛网。

　　大厦共有五层，最高层是秘书长的办公室和贵宾接待室。大厦落成启用的时候，各国警方纷纷来人祝贺，赠送各国的特色纪念品。中国警方赠送的纪念品是一套红木桌椅家具，还有中国元素装饰的客厅。红色、黄色、紫色，交融相汇，平静又喜庆，是一套比较显眼的装饰。

　　在电梯和走廊里，我们常会遇到各国来访的客人，既有普通官员，也有各国的总统、国王、王子、总理、部长，他们都常是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座上客。

　　大楼建成时，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是英国人雷蒙·肯德尔。

　　肯德尔先生的地位和他1.9米的身高一样引人注目。自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以来，秘书长多由法国人担任，身为英国人的他1984年当上了秘书长以后，几乎等于破了一项历史纪录。

　　在总秘书处工作，我们没有统一的制服，但着装却比在国内穿警服的要求还要严格。上班时男士都身着西装，若警官们找秘书长请示和汇报工作，需提前给秘书打电话申请，必须西装整齐地走进秘书长的办公层。身着衬衣是不允许见秘书长的。这道理不言自明，衣装整齐，有利于办事规矩；　整齐的队伍有利于严明纪律、行动有力。那时候我们喜欢在胸前别上一个“橄榄环绕利剑、天平托起地球”的国际刑警徽章。因为徽章提醒着每一个国际刑警总部的人，言行应当符合自己的身份。

　　反恐合作成为国际刑警的重要业务

　　当时总秘书处有五个业务处，分别负责行政管理、刑事情报、信息系统、法律事务和地区协调。核心的警察业务集中在刑事情报处。

　　在刑事情报处的业务部门走了一圈后，我发现它的工作范围囊括了所有的警察业务，应当称其为警务处。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普通案件、经济犯罪、毒品犯罪、情报分析四个科的业务框架。普通案件科的业务涵盖着反恐、文物盗窃、凶杀、色情、抢劫、涉枪、爆炸物品犯罪、贩卖人口与非法移民、绑架与拐卖妇女儿童、死亡者身份鉴定。经济犯罪科负责反诈骗、反“洗钱”与处理犯罪资产、反高科技犯罪、伪造货币与证件犯罪、走私犯罪、环境犯罪与以执法手段保护濒危物种等业务。毒品科掌管着鸦片、海洛因、大麻、可卡因和安非它明类合成毒品案件的调查与分析，易制毒化学品贸易的控制。情报与分析科收集、处理、存储、传输与调用犯罪情报，研究通缉国际逃犯。

　　我发现，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缉毒和有组织犯罪两项业务占了全部警务工作的70%。接下来才排到反恐、经济犯罪、偷盗和贩运车辆、偷盗艺术品、枪支和人口贩运等工作。

　　20世纪80年代，国际恐怖活动日渐猖獗。但各国警方拿不定主意，国际刑警是否应当介入反恐。这种被动局面一直持续到1986年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案件之后才出现了转机。

　　案件发生在巴黎郊外的圣·克卢，那是塞纳河畔一个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的小镇。当时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就在那里，办公楼一向十分安全，直到有一天凌晨，几个蒙面人突然翻墙进院，用炸弹摧毁了办公楼入口，炸伤了一名保安人员。这起案件在法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事后不久，一个代号“直接行动”的恐怖组织声明，是他们炸了国际刑警组织，他们要教训国际刑警的反恐主张。

　　这是恐怖分子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宣战。不久，国际刑警组织正式宣布启动国际反恐合作，国际社会一片好评。到了2001年，美国纽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刑警的重要业务。

　　“I-24/7”系统加密警用通讯网

　　21世纪初，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成立了信息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通过各国警方和媒体的即时信息，掌握着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案件和地震、海啸、空难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信息。由于伤亡惨重的刑事案件影响到了社会的治安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国际刑警组织也需要做出紧急反应，迅速协调技术、调查和司法鉴定力量，协助跨国缓解危机，尽快协助恢复社会的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

　　有一次听肯德尔秘书长说起，“如果每个国家的警察在办案时能想到国际刑警数据库，会用信息侦查破案，我们的使命就完成了一大半。”我听了很有感触，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把国际刑警的发展战略归结成三句话：立足各国、地区协作、放眼全球。

　　作为一名中国警察，我工作中每有触动都会自然地想到中国。国际刑警组织帮助各国的中央和地方公安机关调查涉外案件线索，核实嫌疑人身份，联系海外取证，发布各种情况通报，追捕逃犯。这对中国警察意义重大。但中国警察真正认识信息的搜集、开发和传送的重要性，却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信息传送源于古代军事活动，那时候，驿马、信鸽、烽火台和各种特殊标记的信件，都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信息在规定的时间里传送到正确的地点，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甚至扭转战局。警务通讯和军事通讯一样，要求快捷、安全、保密。在国际刑警的信息通讯显示板上，国家中心局、地区局、联络处星罗棋布地构成了众多的“驿站”。把这些“驿站”联系到一起的，是被称为I-24/7系统的现代化加密警用通讯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通讯网，让现代化警务管理超越了传统的金字塔状结构。

　　各国警察的合作网以总秘书处为中心，各国家中心局为代理，广泛地铺展开来，保证了全球范围内警务合作的顺利开展。

　　坐在总部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脑，便可以查阅数据库中各国通报的案情。若对案件有疑问或发现了新线索，需要核实和补充，只要登录入网，便可给相关国家中心局和执法机构发邮件取得联系。

　　各国执法机构都羡慕我们的犯罪情报系统，既安全又快捷。但维护这庞大的数据库和覆盖全世界的情报网，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集中管理犯罪情报资料，共享分析成果，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世界执法合作的趋势。侦查员只有用情报武装头脑，在处理案件时才能清醒、快速而有效地做出反应。接收、整理、更正、采集、分析、控制，并向各国国家中心局传送情报，总秘书处的警官、技术人员和秘书们每天都默默地干着这些活。加强和完善信息系统，需要持之以恒、全心全意，但如此拼命工作意味着牺牲，牺牲睡眠、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甚至牺牲生命。

　　熟悉麦奎林先生的人说，他是累死的

　　一天早晨，我刚走进办公楼就碰上了郑德华先生。他问我：“麦奎林先生昨天去世了。今天举行遗体告别，你去吗？”

　　我愣了一下，麦奎林先生？一个结实魁梧，精力饱满的人，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

　　几年前在国际刑警大会上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40多岁，是总秘书处信息系统处的处长，一位国际刑警现代通讯网络的奠基人和主要管理者。他设计和规划着全球加密警用通讯网络，是一个大忙人。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上似乎都少不了他，会上讲解方案、征求意见，会下组织各国专家调整实施。

　　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他，手里除了文件，常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总在袅袅的烟圈里若有所思，慢条斯理地讲述他的想法，或许他的脑子总在不停地快速运转，构思着另外一张看不见的网络。他要用这张网络把世界各国警方的执法情报和行动需求联到一起去。

　　1996年的冬天，总部的信息系统建设到了关键时刻。麦奎林先生主持论证会、研讨会，地区会，会上与通讯专家们讨论技术管理，一讨论就是一整天。日复一日，疲惫不堪。夜里，他驾着车迷迷糊糊地越过罗纳河，返回河对岸的家中。就在那天夜里，他静静地睡了过去，他睡得很香，竟然一觉不再醒来。

　　听郑德华讲完他的事，我们禁不住感慨起生命的脆弱。生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但熟悉麦奎林先生的人说，他是累死的。

　　总秘书处的人去殡仪馆告别，叹惋麦奎林先生英年早逝，凭吊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夫人告诉总部的同事们，料理完后事，她就要回英国了。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她回去照理。人生无常，欲哭已无泪。

　　那一年，国际刑警组织第65届全体大会在土耳其南部美丽的海边城市安塔利亚召开。主席在大会上宣读了一项特别的决议，决议把麦奎林之死通报了所有成员国。据说这在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样做。时至今日，其他的决议文件内容我一概都不记得了，只有那一纸沉甸甸的决议依然会时时想起。

　　（节选自　《我的国际刑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