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成为“社会心理按摩师”

　　□许晓青

　　社工是“社会工作者”的简称。这一职业主要是为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人性化服务，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国，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港澳台地区，后来被引入内地。

　　2004年，中国内地首批获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专业社工在上海率先持证上岗。当年，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一个明确的社工职业方向。顾倍倍就是首批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工之一，在前不久召开的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她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社工”是什么？多年以前，当这个词出现在顾倍倍的眼前时，她才21岁，正坐在职业社工的考场上。从业后，身边同行告诉她，可以看看香港的电视剧，里面有不少社工传奇。

　　顾倍倍后来才知道，在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中，自己的资历最浅。她从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菜鸟”一步步变成社工督导，以助人为工作，帮助社区青少年群体克服各种困难、走出阴影。“这大概也就是‘阳光’　这个名称的意义。”她说。

　　参加社工职业资格考试，改变了顾倍倍的人生。她原本是一个腼腆、内向甚至有点胆怯的人。因为社工职业要求，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说话”，需要与形形色色的青少年相识、沟通、聊天，建立信任，保持工作来往。

　　“社工职业刚刚出现时，绝大部分家庭不理解，不知道社工是什么，我们热情上门，却被轰走，是常事。”顾倍倍说。

　　顾倍倍还记得，她刚开始加入基层社区青少年社工行列时，带着满腔热情和干劲认真做起辖区青少年排摸工作。为了准确清晰地了解情况，进社区逐户走访成为她每天必做的功课。第一次作为社工敲响居民家门的场景令顾倍倍至今难忘：“你是谁？”“您好，我是社工小顾。”“社工是做什么的？我们不需要你推销什么产品！”还未张口解释，顾倍倍就吃了“闭门羹”。

　　那一天，顾倍倍顶着烈日拜访了好多户青少年家庭，迎面而来的都是诧异的目光和不信任的眼神，初出校园涉足职场的她感觉很受伤。站在炎炎烈日下，顾倍倍百思不解：“难道我上门的方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上门服务还要面对种种质疑？到底该怎么办呢？”

　　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并没有让顾倍倍退缩，她在困惑中继续前行，倔强地坚持着。一次次挨家挨户地上门排摸，梳理、收集到社区中失业、无业青少年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工作有了一点起色，社工们开始“脑洞”大开，为自己的工作对象举办“生日派对”“歌唱比赛”等。这些在当年都是很时髦的活动。

　　一次，顾倍倍和同事一起为一名父母离异、上网成瘾的少年过新年。因为经费拮据，就买来几个彩色气球，自己动手给气球打气。大家起初还是面面相觑，但后来这个蓬头垢面的孩子看到社工们如此卖力、如此诚恳，忽然笑出了声。就这样，孩子慢慢被社工感动了。在孩子眼里，这些社工就是自己的“哥哥”“姐姐”。

　　在服务过程中，顾倍倍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自我成长和发展中找到了“存在感”，她庆幸自己第一次拜访时承受住打击，选择了坚持。而每一个个案的服务过程，也是她不断自我审视、自我成长的过程。

　　青少年的“心理按摩师”

　　随着社工机制日臻完善，现在顾倍倍的日常工作更加繁忙，平时在社区上班，有时也出现在学校或者有辍学肄业情况的青少年家庭里，也可能是去看守所联系服务对象。晚上，她与许多社工也会加班，甚至是凌晨到社区网吧与青少年面对面沟通。

　　顾倍倍觉得，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很像是服务青少年的“社会心理按摩师”，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化解师”。十多年过去，她专门处理的预防青少年犯罪个案达到上百例。对社工而言，大部分案例是阶段性的陪伴、辅导、矫正，很难说“每一例都有完美结局”，但她觉得，自己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充满正能量、有用的人”。

　　2004年，中国内地首批持证社工在上海亮相时，上海共有超过1000人获职业资格。截至2017年底，持证社工群体在上海的总数已接近1.7万人。

　　在顾倍倍等早期入行的社工看来，十多年间这一行业最大的变化是国家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比如民法总则生效，使“监护”这一法定程序变得更详细更明确，社工在处理未成年人“无家可归”或“暂无监护人”等案例时也更加有法可依。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介绍，目前社工参与涉青少年家事纠纷解决机制正在试点，“阳光社工”还可以受邀协助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等，社工还可以派驻到看守所、流动人员聚居区，在校园反欺凌等方面，也逐步发挥作用。目前“阳光社工”已经进驻上海的300多所学校开展联校驻校工作。

　　“当初恶补香港社工电视剧时，发现社工特别不容易，还可能遭遇危险，但我没有畏惧，更没有放弃。我还觉得社工的工作方法，可以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女，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顾倍倍说。(照片均由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提供)